丝路情韵

9月24日，资深传媒人、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杨澜被任命为国际特殊奥林匹克全球形象大使。在任命仪式上，杨澜宣布将捐款20万元启动《国际特奥会志愿者激励计划》，培训高校志愿者为特奥运动员提供志愿服务。对于近期频频被卷入有争议的公益事件，杨澜称“既然在社会上做事情，就要面对别人的质疑，有的时候这种疑问并不是以非常友好的方式提出来，但是你需要把事情说出来。”

　　郭美美事件是剂“催产素”

　　记者：近期中国公益领域很多负面事件集中暴发，根本原因是什么？

　　杨澜：这其实是过去若干年以来，公众在公益事件中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知情权的一个爆发，如果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我们再坐在一起回头说，因为当初有郭美美等一系列的事件，中国慈善很快能够立法，中国慈善机构由于必须回应公众的疑问，所以推动了他们公示捐款账单，增加了公益机构的透明性，公众开始知道了自己的捐款都花在了哪里，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还是比较积极的来看待这件事情。

　　记者：郭美美事件之后，中国公益机构遭遇了多方质疑，很多慈善机构获得的捐款也出现大幅下滑，你如何看待这种现状？

　　杨澜：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一直在酝酿改革，多年来，我跟很多朋友一直努力推进这方面的改革，这次从郭美美事件和之后的一系列人们对慈善以及公益机构的质疑，我觉得就像是打了一剂“催产素”，也就是这孩子已经在孕育了，但可能是受到固有机制一种惯性的拖延，“出生”的速度就会非常慢，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更长久一些，其实正是这一系列事件激发了民间力量来推动中国公益慈善非改不可，而且应该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和行动，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又何尝不是件好事。

　　记者：目前亟待改变或解决的问题有哪些呢？

　　杨澜：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在立法层面上，我们现在的很多规范是粗线条的，不精准的，所以应该有更加明确的立法和规范；第二个就是过去很多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往往是来自于国家机关或者是学校等，在专业化的管理方面普遍不足，所以我想慈善机构自身人员队伍的能力建设也是一个当务之急；第三个我觉得是公众层面，过去我们一直觉得做慈善就是捐款，写支票，是有钱人的事情，是明星作秀的事情，这些观念不对，公众应该树立一个更加健康更加正确的理念，那就是慈善是我们每个人人性中自然存在的部分，我们需要有更加好的渠道把这些善的部分实践出来。我们应该探讨怎么建立起一个更加相互信任的社会，建立起一个更加有效的慈善机制。

　　慈善要用透明面对质疑

　　记者：近期你也频频被卷入有争议的公益事件中，会为自己的负面新闻生气吗？

　　杨澜：公众本身就有知情权，无论是慈善机构还是公众人物，你既然在社会上做事情，就要面对别人的质疑，有时候这种疑问并不是以非常友好的方式提出来，但是你需要把事情说出来，对我来说，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要求自己必须要把事说清楚，但是不管说了多少，最终还是要去做事情。我相信做事，我相信在做事的过程中得到的那种非常持久的快乐，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会一直做下去。

　　记者：现在很多人会质疑名人做慈善的动机，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杨澜：一个人做慈善，无论是出于宗教、感恩，赎罪，快乐等目的都没有问题。大家不应该去探究、质疑别人的动机，而更应该去研究什么样的慈善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可以一起探讨是逢年过节每人发500块钱效果最好还是在当地设一个工厂更好，还是说设完工厂以后在北京找到销路更好。每个人把注意力放到怎么样能够让慈善变得更有效的时候才是真正往前走了。

　　记者：“阳光文化基金”作为专项基金的透明如何实现？

　　杨澜：阳光文化基金会是五年前我跟我先生用自己的捐款在香港设立的一个私募基金会，每年都会通过香港相关机构的审查。一年前，我们在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下面成立了一个专项基金“阳光文化基金”，这个基金服从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财务管理和监督。我们目前筹募的善款主要用来做北京的农民工子弟和流动青少年的艺术教育，以及在我们国内的非营利机构高层管理的培训工作，每年我们都会接受中国红十字基金会非常严格的审查，包括我们每一笔的用款，都需要得到财务程序的确认后才能使用。这个年度结束之后，我们会向社会公众公布我们在青少年教育方面的一些主要开支。

　　因慈善立法进程缓慢生气

　　记者：作为资深媒体人，你曾采访过特奥会的创始人尤尼斯·肯尼迪·施莱佛女士，同样作为投身公益事业的女性，她对你影响最大的是什么？

　　杨澜：她是个很严厉的女士，并不是一直在微笑，但当她和特奥运动员们在一起，她脸上的笑容就会像花朵一样绽放。你既看到她是一位善良的使者，同时也是一位非常坚强的斗士，比如她曾不断地去游说美国国会，来增加对残障人士、智障人士的拨款；比如她遇到了一些国家对于智障人士的歧视，她会非常愤怒的冲到第一线去争论，去帮智障人士争取他们的权利。在她的身上你能看到善良与力量是同行的，这种善良也更有力量。

　　记者：你问过施莱佛女士“做慈善你生气吗”，对于这个问题，你自己有什么样的回答？

　　杨澜：我会有生气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目前关于慈善方面的法律进程太缓慢。8年前，大家就已经在探讨慈善法律立法的问题，但时至今日慈善法仍然没有出台。此前，民间企业家曹德旺先生就遇到了要捐35亿的股权能不能捐、捐后要交多少税的问题，同样的问题，另一位民间企业家牛根生也遇到了，这些年，中国公益事业的发展遇到很多新时期下的事情，但是因为我们的相关制度滞后，影响了整个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的进程太慢了。

　　做慈善要做好犯错准备

　　记者：去年你参加了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有什么收获？

　　杨澜：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们说“你们要做好犯错的准备”。没有人能够保证每一个慈善项目都是成功的，盖茨就说到他虽然在非洲疫苗工程方面取得了很不错的进展，但是他在改革美国的中等教育方面遇到了很多质疑和困惑，所以现在他的基金会每年都会拿出一定比例的钱作为实验性的投资基金，去尝试不同的慈善项目，而且允许这些项目失败，当你能够有一种学习的精神，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去面对慈善的时候，我觉得才更踏实，可以走得更远。

　　记者：经过这么多年，你对公益事业的认识有改变吗？

　　杨澜：最初我对慈善的理解无非就是捐钱嘛，那就捐呗，捐完了让别人去做，后来我发现这个“做”字存在天壤之别，同样是捐100万，最后实际效果是怎么样，我们真的去探究过吗？过去我们常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但是现在全球慈善发展的趋势下，你教给他如何捕鱼仍然不够，如果他捕了100条鱼，却只能吃一条，还有99条没有办法送给其他人，他仍然还陷在穷困中。所以现在的情况，不但要给人一条鱼，还是教人捕鱼，最后你还应该努力去建立一个鱼市场，这样的话，才能够真正长期、可持续的去帮助人。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黄英男

　　慈善是我们每个人人性中自然存在的部分，我们需要有更加好的渠道把这些善的部分实践出来。我们应该探讨怎么建立起一个更加相互信任的社会，建立起一个更加有效的慈善机制。

　　——杨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