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江以北，国民党内倒蒋的声音很大，蒋介石只好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由桂系首领李宗仁出任代总统，负责与共产党的谈判。
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李宗仁，都希望国民党能保住长江以南地区，与共产党划江而治，搞一个现代版的“南北朝”。
李宗仁曾经说：“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算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白崇禧也派出长期与共产党有交往的刘仲容，作为谈判代表，并对他说：“你告诉毛泽东，国民党陆海军立体防御对付解放军那些木船，胜率是一百比一。”
毛主席见过刘仲容后，态度坚决地说：“让我们不过江？这是不可能的！”至于白崇禧口中的“陆海空防御体系”，毛主席也笑道：“你们早已失去了民心，靠着几架飞机、几艘军舰就想阻止我们过江？那只能是螳臂当车！”
最后，毛主席对刘仲容说：“我们不做宋襄公的仁义之师，必须过江！”
实际上，当时支持中国“划江而治”的，不只是国民党，还有苏联和美国，也都认为中国“划江而治”是利大于弊的，因此，斯大林曾经数次致电毛主席，希望共产党能接受“划江而治”的局面。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要支持“划江而治”呢？这样对苏联又有什么好处呢？
当时冷战刚刚开始，苏联正在和美国争夺世界各地的地盘，美国已经控制了日本和南朝鲜，苏联实际控制着北朝鲜，在中国东北也具有实质性的影响。
苏联在东线的防御体系，东北方向已经有外东北和中国东北、北朝鲜，东南方向有解放军正在进行三大战役，如果解放军不渡过长江，只控制江北，就等于苏联实际控制着江北地区，与美国实际控制的长江以南地区“划江而治”，相当于苏联在东南线的防御从蒙古向南推进了上千公里，直至长江北岸。
换言之，苏联可以和美国在长江沿岸进行战略对抗，就算把长江北岸打烂了，损失也是中国的，苏联毫发无伤，美国也是一样。
但是如果解放军渡江统一了全国，虽然同为社会主义的阵营，中国也愿意向苏联老大哥靠拢，但毕竟块头儿太大，能不能听苏联的话还在未知数。而如果共产党同意了“划江而治”，那么“北中国”的实力不足以吞并美国支持的“南中国”，势必要向苏联靠拢，听苏联的话，最终成为苏联的“附庸国”。
但是，毛主席早就看透了斯大林的心思，“划江而治”符合苏联的利益，也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不符合中国的利益，这是坚决不行的！
其实，早在抗战刚刚胜利后，苏联就反对八路军收复失地，斯大林还强烈要求毛主席去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说：“不能进行内战，否则中华民族的存在将受到危害，因为国际社会和中国人民希望和平，所以毛泽东应与蒋介石在重庆进行和平谈判。”
对于斯大林的颐指气使，毛主席非常反感，直到十几年后，毛主席还对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说：“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
当然，在1945年时，我军还没有绝对的把握取得胜利，因此毛主席出于大局考虑，还是接受了斯大林的建议，亲自去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但是，到了1949年，国统区的经济已经崩溃，军队士气低落，百姓怨声载道，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军事的角度，解放军都有必胜的把握，因此，毛主席是不会再屈从于斯大林的。
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真的“划江而治”，长江以南地区经济发达，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战略纵深非常大，蒋介石如果能进行彻底的反思与调整，江南地区的战争动员能力还是相当强大的，时间越久越不利于统一。
而且，如果“划江而治”，“南中国”势必会倒向美国，美国也有极大的概率会在南方驻扎大量的军队，就像今天的朝鲜半岛一样，中国也将会成为美国和苏联进行冷战的前沿阵地，中华民族要想实现伟大复兴，其难度是难以想象的！
毛主席高瞻远瞩，早就看穿了这些利弊，因此没有同意斯大林的建议，而是毅然下达了“打过长江”的命令，一举解放了南京，进而横扫南中国，解放了绝大部分国土。
在解放南京后，毛主席心潮澎湃，提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解放军取得的伟大胜利，连斯大林也不得不佩服，在毛主席访问苏联时，斯大林特地对他说：“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不能谴责胜利者，这是一般的公理。”
即使是当年主动提出“划江而治”的李宗仁，后来在见识到了新中国的伟大成就之后，也对自己当年的举动深感不安，在回忆录中写道：“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口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几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人也无法治好了。
“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正是毛主席的高瞻远瞩，才使得中国少走了很多弯路，才取得了如此辉煌的成就，也必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参考资料：《雄才伟略毛泽东》《国共谈判史纲》《李宗仁回忆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