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路情韵

据施安昌先生统计，现存四种西岳华山庙碑拓本之后共有题跋、观款二百三十余则，涉及人物三百余名。其中既有王铎、阮元、翁方纲、杨守敬等书法名家，也有顾炎武、钱谦益、钱大昕、朱彝尊、孙星衍等知名学者。对于一种碑刻如此关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与唐代雁塔题名、郎官石柱题名不同的是，晚明学者的题跋更是抒发了亡国之痛、黍离悲歌。这些题跋内容丰富，书迹姿态万千，令人在讽诵、玩味之余，可以窥知明清之际的治学和书学堂奥。

汉西岳华山庙碑纪事

施安昌

明拓西岳华山庙碑整轴（四明本）

1碑铭释文

东汉延熹八年（165），弘农太守袁逢根据损坏的旧碑碑文重新刻了西岳华山庙碑，立于庙中。碑文隶书，22行，行38字，额篆书题“西岳华山庙碑”六字。碑铭记述自古帝王的封禅之礼，祭祀华岳，立宫其下。还记下来袁逢修缮庙宇，刻立石碑的事情。华山碑碑文据拓本释读如下（古代异体字以通行字体释出）：

《周礼·职方氏》：“河南山镇曰华。”谓之西岳。《春秋传》曰：“山岳则配天。”乾坤定位，山泽通气，云行雨施，既成万物，《易》之义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卬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于民，祀以报之。”《礼记》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岁遍焉。”自三五迭兴，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诸侯，是以唐虞畴咨四岳，五岁壹巡狩，皆以四时之中月，各省其方，亲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则未闻所损益。周鉴于二代，十有二岁，王巡狩殷国，亦有事于方岳。祀以圭璧，乐奏《六歌》。

高祖初兴，改秦淫祀。

太宗承循，各诏有司，其山川在诸侯者，以时祠之。孝武皇帝修封禅之礼，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岳，禋祀丰备，故立宫其下，宫曰集灵宫，殿曰存仙殿，门曰望仙门。

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节祀焉，岁一祷而三祠，后不承前，至于亡新，寝用丘虚，讫今垣址营兆犹存，建武之元，事举其中，礼从其省，但使二千石以岁时往祠。其有风旱，祷请祈求，靡不报应。自是以来，百有余年，有事西巡，辄过享祭。然其所立碑石，刻纪时事，文字摩灭，莫能存识。延熹四年七月甲子，弘农太守、安国亭侯、汝南袁逢，掌华岳之主，位应古制，修废起顿，闵其若兹。深达和民事神之义，精通诚至礿祭之福。乃案经传所载，原本所由，铭勒斯石，垂之于后。其辞曰：岩岩西岳，峻极穹苍。奄有河朔，遂荒华阳。触石兴云，雨我农桑。资粮品物，亦相瑶光。崇冠二州，古曰雍梁。冯于豳岐，文武克昌。天子展义，巡狩省方。玉帛之贽，礼与岱亢。《六乐》之变，舞以致康。在汉中叶，建设宇堂。山岳之守，是秩是望。侯唯安国，兼命斯章。尊修灵基，肃共坛场，明德唯馨，神歆其芳。遏禳凶札，揫敛吉祥。岁其有年，民说无疆。

袁府君肃恭明神。易碑饰阙。会迁京兆尹。孙府君到，钦若嘉业，遵而成之。延熹八年四月廿九日甲子就。袁府君讳逢字周阳，汝南女阳人。孙府君讳璆，字山陵，安平信都人。时令朱颉，字宣得，甘陵鄃人。丞张昉，字少游，河南京人。左尉唐佑，字君惠，河南密人。主者掾华阴王苌，字德长。

京兆尹敕监都水掾霸陵杜迁市石。遣书佐新丰郭香察书。刻者颖川邯郸公修、苏张。工郭君迁□□。

宋拓西岳华山庙碑篆额（顺德本）

2书法评议

前人评华山碑，举要如下：

郭宗昌天启元年（1621）跋：“其结体运意乃是汉隶壮伟者，割篆未会时或肉胜，一古一今，遂为隋唐作俑。”

王弘撰顺治元年（1644）跋：“汉隶之失也久。文衡山尚不辨，其余可知。盖辨之自胤伯先生始，先生藏帖甚富，华岳碑海内寥寥不数本。此本风骨秀伟，锋芒如新，尤为罕见，先生宝之有以也。先生于书法四体各臻妙，其倡明汉隶当与昌黎文起八代同功。或云先生岂能作哉？能述耳。呜呼！秦汉而后，讵唯作者难，正善述者不易也。”（据《砥斋集》卷二录）。

宋拓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

朱彝尊康熙三十九年（1700）跋：“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鸿都石经》《尹宙》《鲁峻》《武荣》《郑固》《衡方》《刘熊》《白石神君》诸碑是已。一种流丽，《韩敕》《曹全》《史晨》《乙瑛》《张表》《张迁》诸碑是已。一种奇古，《夏承》《戚伯著》诸碑是已。唯《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

翁方纲乾隆三十九年（1774）跋：“此碑上通篆下通楷，借以观前后变割之所以然，则于书道源流最易见也。”

汪喜孙道光元年（1821）跋：“是碑在汉人八分书最为险劲，已开魏碑之先河。”吕世谊道光十七年（1837）跋：“发笔收笔处洵是唐人所祖，若其积健为雄，藏骨于肉，断非韩（择木）、史（唯则）诸家所及，故尤足尚。”

杨守敬《激素飞清阁评碑记目录》：“自朱竹垞极力叹赏，推为汉碑第一，后儒群起而称之，遂有千金之目。反令《娄寿》、《刘熊》未堪比价。其实不过与《百石卒史》相颉颃，亦未为绝诣也。”又评《孔庙置百石卒史碑》：“是碑隶法实佳，翁覃溪云：‘骨肉匀适，情文流畅’，诚非溢美。但其波磔已开唐人庸熟一路，史唯则、梁昇卿诸人未必不从此出。”

宋拓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华山碑后世以季海之故，信为中郎之笔，推为绝作。实则汉分佳者绝多，若华山石碑实为下乘。淳古之气已灭，姿制之妙无多，此诗家所薄之武功、四灵、竟陵、公安，不审其何以获名前代也。”

可以看出，除了对华碑的不同评价外，还涉及“倡明汉隶”“汉隶三种”“唐人所祖”几方面问题。区别与分类为科学研究事物之初阶，朱彝尊举汉碑十七种，分方整、流丽、奇古三类，又三类之间可以兼通。在此之前，汉隶分类不见有人提出；在此之后，汉石出土日多，评家赏析各异，但此三类终不能弃，只是词语变换而已。

复兴隶书始于晚明，清人继之推波助澜，题目越做越大，风格越来越多，华山碑恰恰是发轫之作，标型典范。深山幽寺中的一块石碑，一千五百年后，碑石早已毁坏，拓本却忽然煊赫人世。对此，只有从书法的历史演变和明清社会思想去看，方能得到解释。清人复兴古代书体的功绩超过前代。

龚自珍、赵之谦等跋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

3双钩补摹重刻

古人在碑帖上曾经下过许多功夫，清朝更是蔚然成风。功夫之苦，精神之执着，难以想象。时过境迁，后人往往不甚了了。这里以华山碑为例对双钩、补摹、重刻等事略加钩稽，分别解释。

（一）双钩用顶薄的宣纸或油素纸蒙在碑的拓本上，以细笔尖将碑字的轮廓原样影搨下来，要求精确。笔画损缺，石花泐连都一一照描，毫发无爽。这个办法与古人钩摹法帖一样。借到善本即双钩一本，无异于今天得到一复印件，以便日后临习。看到一双钩本，不仅可知是哪种碑，还可知道是哪一种拓本。钩摹几遍不但得到间架用笔的深刻印象，而且对考据特征也了如指掌，功效自现。跋语中反映双钩之事数不胜数，如康熙四十三年（1704），陈奕禧在邗上周仪家看到关中本连夜钩摹一过，并抄录全部跋文。四明本插架天一阁时，张燕昌曾双钩一本，并寄示翁方纲。顺德本出名甚晚，但在此前它的双钩本却一直被人们辗转摹写百余年，误以为从长垣本所出。就题跋所记，翁方纲钩摹华山碑前后不下十遍。

宋拓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缺失部分为清代赵之谦双钩补全

（二）补摹古碑的早、晚拓本差别很大，早本字画清朗，神气充沛，文辞完整，正是可贵之处。然早拓善本不易见，更难得，持晚本者每每希望见到早本。一旦相遇便将其多出之字钩摹下来，以多出之字补充晚本缺文，这便是补摹。长垣比四明、华阴两本都多九十余字（因有几字实际所差半字，所以各家计数不同），故后两本都有人补摹过。乾隆四十三年（1778），翁方纲借朱筠藏华阴本钩得一幅，其中阙文据金农钩本补入，后送毕秋帆重刻华碑。乾隆五十二年（1787）钱大昕、钱东璧父子为天一阁编碑目得四明本全碑一幅，后据长垣本将阙文在石泐处钩出补全。

顺德本虽早，然有两开九十六字散佚，同治十一年（1872）李文田获得后即倩赵之谦补摹，赵氏是从自己所存旧摹本钩出，仍有出处不明之憾。两年后李文田携顺德本前往宗源瀚处校碑，并从长垣本上精钩两开再次补入。可见补摹是在校碑基础上十分认真而慎重的事情。

李文田复原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碑式

李文田致樵野书札（附顺德本内）

（三）重刻既然名气很大，为了满足社会要求，华碑一刻再刻。虽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但不见中郎犹见虎贲不为无益。

乾隆以后，华碑屡经摹勒重刻，其事有：

1.陆耀刻石于吴中，在乾隆四十三年（1778）前。

2.姜白蒲刻于吴中，也在乾隆四十三年前。

3.乾隆四十三年（1778）五月，翁方纲借得金农双钩本摹一册，又借来朱筠藏华阴本细校，后又重新摹写一本寄毕沅，刻碑于华阴庙。

4.乾隆四十三年（1778），陈崇本得翁方纲摹本而刻。

5.嘉庆十四年（1809），阮元按四明本刻华碑于扬州北湖墓祠，同时还刻泰山刻石。

6.钱宝甫从四明本双勾勒石于华岳庙，时间在道光初年。

陆燿跋西岳华山庙碑（华阴本）

此外，江藩为阮元《华山碑考》所写序中还提到歙州巴慰祖氏、江氏翻刻。又卢敏肃刻碑于华阴庙（阮元道光十六年跋）。

铜城张伯英谈重刻碑帖，言得三昧：“重摹古碑与刻后人书迹难易迥殊。刻后人书易肖，唐以前则较难，汉、魏古碑凡翻摹者只能略存梗概：非时代所限邪？昔时无影照法，非重刻无以传形。欲使孤本流布，舍重刻无他术，虽明知其不易肖而不能已也。”（《宝汉斋藏真帖》跋）

无论是双钩、补摹还是重刻，都必须做得很精细，很客观，绝不同于书法的临、仿。和人们对古书的辑佚和复制一样，完全是为了使古人书迹得以传播于今，流传于后，尽量发挥其价值。同时，由于双钩、补摹和重刻过程都要求一丝不苟，求其神似，所以也是掌握书法的极好途径。

阮元、徐树铭等跋西岳华山庙碑（华阴本）

4墨拓遗珍

华山碑在北宋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已有著录。明万历年间，关中金石家赵崡撰《石墨镌华》，携纸、墨四处访拓，华岳汉碑皆亡，连碑拓也难求索，唯一幸见者——东肇商所藏旧拓华山庙碑一册。

今知汉华山碑可信的拓本有四件：一是长垣本，以明代长垣王文荪藏得名，后因商丘宋荦获得又称商丘本。二是华阴本，明代先后为华阴东肇商和郭宗昌收藏，也称关中本。三是四明本，明时宁波丰熙万卷楼与范钦天一阁曾藏，宁波古称四明。四是顺德本，因清季顺德李文田家藏而得名。又因清初在扬州马曰璐小玲珑山馆，故称小玲珑山馆本。这些可以说是异称别名，为了区分同碑的不同拓本，通常以所拓的时代或者以旧藏者冠以名前，如明拓泰山刻石、清拓泰山刻石、又如安国旧藏泰山刻石，李国松藏本、孙星衍藏本等。以藏家地望称名，尚属少见，华山碑首先从华阴本出名，后出者相比而称之。这一情况也反映了此碑特殊的地位和影响。

宋拓西岳华山庙碑篆额（长垣本）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

宋拓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本）日本东京台东区立书道博物馆藏

关于华山碑原石的损裂及最终碎毁的时间，文献记载和认识尚有分歧。依据碑文损泐多少鉴定四种拓本的先后顺序是顺德，长垣，华阴，四明。前两种为宋拓，后两种则不会晚于明拓。

每本华山碑拓都有自己的递藏历史。经以往学者研究分别简述于下。

长垣本

宋拓西岳华山庙碑（长垣本）

明代曾藏长垣王文荪家——康熙三十八年（1699）商丘宋荦得到携至江南——乾隆五十八年（1793）转藏商丘陈崇本处——嘉庆二年（1797）成亲王永瑆购得——约道光六年（1826）归诸城刘喜海——同治三年、同治四年（1864、1865）平乐黄琴川获得——后归上元宗源瀚——光绪三十三年（1907）入端方宝华庵……1929年已为日本中村不折收藏——日本东京书道博物馆所藏。

华阴本

宋拓西岳华山庙碑（华阴本）

明时为华州东肇商、云商兄弟家物——天启元年（1621）华州郭宗昌获得——顺治元年（1644）华州王弘撰收藏……乾隆三十一年（1766）上海黄文莲得碑于安徽歙县——乾隆三十八年（1773）黄氏将碑赠予大兴朱筠——道光十六年（1836）长乐梁章钜在北京与洋商争购华阴本——光绪三十三年（1907）入端方宝华庵——崇德吴乃琛贮藏——1959年归故宫博物院。

四明本

此本曾为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丰熙、鄞县全谢山和宁波天一阁范氏递藏——乾隆五十二年（1787）范氏将四明本送予嘉定钱大昕及子东璧……嘉庆十三年（1808）仪征阮元在杭州购得——咸丰九年（1859）转归长白完颜崇实——光绪三十三年（1907）亦为端方所得——清末，端方之女与袁世凯之子克权成婚，以四明本作妆奁——后曾质于济宁李汝谦——先后为潘复、胡惠春递藏——1975年归故宫博物院收藏。

顺德本

明清间此本先后被仁和金农和江都马曰璐收藏——嘉庆十九年（1814）转入江宁伍福家——道光元年（1821）阳城张敦仁购得于邗上——同治十一年（1872）顺德李文田督学江西从张氏后人买下——光绪二十年（1895）李文田于北京去世，其子李渊硕携此本返粤——李棪（渊硕子）继续保存——北山堂藏——1971年归香港中文大学。

上面四种拓本的传承经过主要是根据附在拓本前后的题跋考证、梳理出来的，譬如朱筠子朱锡庚嘉庆十六年（1811）在华阴本后就详细叙述了三本华碑的流传经过。四本华碑上的后人题跋、题诗和观款共计有二百三十余条，涉及人物三百多个，细细玩味，可知清代碑学兴起的由来，可知金石家、书法家和收藏家的治学和情怀，可知显宦学人之间交谊往来，可知三百年翰苑墨林之胜概。题写当中最早一则是郭宗昌于天启元年（1621）正月十五日写在华阴本上的。最晚一则为章士钊于四明本题的长诗，时1965年。（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