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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损害司法公信力的案子，直到法律制度逐渐完善的现代社会都无法避免。
中共十八大召开以后，国内兴起了纠正冤假错案之风，短短几年时间，仅媒体报道的重大冤案就高达24起。
他本是一位前途光明的年轻干部，却因妻子被害，被拖入了无尽深渊。
在警方的刑讯逼供和法院的疏忽大意下，于英生成为了杀害妻子的“杀人犯”，在牢里蹉跎了十七年。
在他看来，被杀的妻子比他更冤枉，如果连他都放下希望去死了，那么就没人给妻子伸冤了。
2013年8月，安徽高院再审此案，逍遥了十七年的真凶终于落网。
1996年12月2日上午，于英生的岳父从学校将外孙接回家。
老人循着味走进于英生和女儿的卧室，在卧室地板上发现了一只正在泄气的液化气钢瓶。
瓶子的周围散落着一大堆衣物，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则立着一支正在燃烧的蜡烛。
他立即将液化气钢瓶关掉，吹熄蜡烛，打开窗户，并让外孙联系于英生。
他掀开床上的棉被，只见他的妻子韩某以俯卧的姿势躺在床上。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最后被抓起来的嫌疑人，居然是他自己。
接手此案的蚌埠市刑警支队认为，于英生有重大作案嫌疑。
原因之一是街坊邻居之间有传言，于英生和妻子的关系不太好，有作案动机。
原因之二则是于英生家的门窗没有损坏，现场手印检验报告也显示，于英生家没有外人进入的痕迹，所以很可能是亲人作案。
于英生的儿子年龄尚小，岳父更是没有杀害亲生女儿的动机，所以这个凶手的名头，就落在了于英生的身上。
12月10日晚上十点半，于英生被带到了市刑警支队办公室。
他自以为问心无愧，但未曾想，等待他的，是一场长达七天七夜的折磨。
为了尽早破案，博一个好名声，刑警支队就跟魔怔了一样，疯狂地拉动办案进度条。
于是，哪怕于英生再三否认杀害妻子，于英生的儿子也证明父母感情很好，但蚌埠市公安局就是认定于英生是凶手。
为了折磨于英生，办案人员让死刑犯用水钵子舀凉水给于英生洗澡，一洗就是两三个小时。
洗完后，于英生被冻得哆哆嗦嗦，神志不清，却还要面对警方咄咄逼人的审讯。
警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于英生认罪，但没做过的事怎么认罪？警方说那你就编，什么盗窃杀人，强奸杀人，编成啥样是啥样。
经过这犹如儿戏一般的审讯后，于英生的“杀人罪”被坐实了，光是他在刑讯逼供下做出的有罪供述，就长达五十页。
1998年年初，于英生被押上法庭，蚌埠市中级法院审理了此案。
结合办案警员提供的于英生“供述”，法院拼凑了“案件真相”：
1996年12月1日，于英生的妻子韩某将2800元现金交给于英生，让他将这笔钱存入银行。
于英生问这笔钱是怎么来的，韩某却闭口不言，这让于英生怀恨在心，最终将妻子杀害。
为了伪造犯罪现场，他将妻子的内衣向上推至胸部，并将尸体翻成俯卧状。
家里的柜门和抽屉都被于英生拉开，以此造成家中被劫，妻子被奸杀的假象。
为了以防万一，走之前他还点燃了一根蜡烛，将液化气打开，目的就是烧毁现场。
案件审理过程中，于英生的辩护律师提交了一份DNA鉴定报告。
这份报告是律师在控方的案卷材料里发现的，出具报告的是省公安厅刑技处。
技术人员先是检测了韩某内裤上的残留物，在上面发现了精子。
接着，他们又采集了于英生的血液，将精子和血液样本进行了DNA比对分析。
这可是“一锤定生死”的关键证据，足以推翻警方之前所有的结论。
律师将这份报告提交给了法庭，并为于英生做了无罪辩护。
万万没想到，在看过报告后，控方居然脑洞大开，以一种刁钻新颖的角度驳回了这份至关重要的证据。
他们认为，被害人内裤上的精子是于英生故意抹上去的。
他从垃圾桶、垃圾袋里将别人用过的避孕套捡出来，目的就是为了伪造证据，混淆警方视线。
在控方和公安的双重“逼迫”下，于英生被“按头认罪”了。
1998年4月7日，被冠以“故意杀人罪”罪名的于英生等来了他的判决：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自己又没杀人，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判决下达后，于英生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最终，安徽高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
然而，安徽高院虽然指出了问题所在，但蚌埠中院就是不愿费心费力再去重审。
这一次，蚌埠中院做了一个不算让步的“让步”：将死缓改为了无期徒刑。
蚌埠中院的意思很明显，就是想让于英生不要再上诉了。
背负着“杀妻”的罪名，大好的政治前途被断送，儿子也活在屈辱和骂声中，他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所以，在这漫长的几年里，待在看守所的于英生，最大的信念就是让自己洗清冤屈。
他要的不是摆脱死刑，而是以一个清白之身，再次站到儿子面前，站到世人面前。
2002年12月，不服判决结果的于英生第三次向安徽高院提起诉讼。
走投无路的于英生又转向安徽省人民检察院，提出了自己的申诉。
接到于英生的申诉后，检察员查阅了公安机关侦查内卷，正式启动复查工作。
首先，公安机关在“现场手印检验报告”中写道：“没有发现外人进入现场的痕迹”，但事实却是，公安机关在现场采集到了26枚指纹，其中有两枚不是于英生及其家人的。
奇怪的是，警方并没有录入这两枚指纹，更没有去鉴定它们，这个鉴定还是安徽省人民检察院自己去做的。
既然没有鉴定，那么接下来的案件审理中，这两枚指纹自然不会随案递交给法院。
其次，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那份被无视的DNA鉴定报告。
蚌埠中院创造的“真相”，是于英生杀害妻子，伪造了犯罪现场，以制造妻子被奸杀的假象。
但是，于英生妻子内裤上还残留着精液，而精液并不是于英生的。
事关重大，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将此案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
经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审查，于英生故意杀人案存在诸多疑点，必须启动再审程序。
安徽高院很快就收到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再审检察建议。
2013年6月27日，安徽高院决定再次审理于英生的案件。
他失去了父亲。这位为了儿子到处奔波的老人，到死都没能等来儿子无罪释放的好消息。
于英生的岳父也整日沉浸在失去女儿的痛苦中郁郁寡欢，最终含恨离世。
他目睹了妈妈被害的现场，爸爸又含冤入狱，他在无尽的折磨中长大，变得越来越自闭，整日躲在房间里，闭门不出。
为了洗刷冤屈，于英生就像一个沙漠中的旅者，踽踽独行，不知未来的路在何处。
将近十年的时间里，检察院换了一茬领导人，但关于此案的复查工作却没有停下。
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合力监督，以法律的名义，为于英生带来了迟到的正义。
2013年8月8日，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撤销原审判决裁定，原审被告人于英生无罪。
从法院出来后。于英生的哥哥领着消瘦的弟弟，步伐坚定地朝前走去。
出狱那天，于英生换上了妻子为他缝制的裤子和父亲留给他的白上衣，头也不回地走出了监狱。
前方等待于英生的，是得来不易的新生，但他却并未表现出高兴的情绪，因为杀害妻子的真凶还未落网。
那么，这起案件的凶手到底是谁呢？顺着那份关键的DNA证据，警方找到了逍遥十七年的真凶——武钦元。
案发之前，武钦元通过朋友认识了貌美的韩某，对她心生觊觎。
12月2日早上，武钦元趁于英生去上班，敲门进入了他家。
当时，家中只有韩某，武钦元色念顿起，欲对韩某行不轨之事。
韩某剧烈挣扎，武钦元用绳子将韩某的双手捆住，捂住她的口鼻，对她实施了强奸。
接着，武钦元又切断了韩某家的电话线，将现场重新布置一番，企图烧毁所有证据和痕迹。
本来，这起案子很好破，但架不住有人拖后腿，让真相埋藏了十七年。
十七年的时间里，于英生和他的家人都奔波在寻找正义的路上。
人生能有几个十七年呢？正义虽然到来了，但到的太晚太晚了。
不同的是，呼格案的受害人呼格吉勒图被执行了死刑，他死后九年，真相才浮出水面。
然而，即便如此，十七年的牢狱生涯，带给于英生的身心伤害也是不可估量的。
因为一场错判，他失去了家人，失去了仕途，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健康。
说不寒心是假的。于英生一案，办得草率至极，荒唐至极。
其他冤假错案多是在证据稀缺，公安又急于破案的情况下发生的，但这起案子的证据却十分清晰。
DNA和指纹这么明显的证据，可以说把饭都喂嘴边了，但警方就是不张嘴，就是睁眼瞎，办案手段敷衍至极。
只要是有脑子的正常人，都知道这案子有问题，但蚌埠中院就是视若无睹。
更令人失望的是，于英生沉冤得雪后，蚌埠公安虽然对他和他的家人进行了道歉，并启动了追责程序，但八年过去了，追责结果却迟迟没有公布。
制造这起冤案的是谁？所谓的追责，是彰显正义还是无疾而终？没有人知道。
但可以肯定的是，司法进步依然任重而道远，且代价巨大。
文章的最后，引用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所写的一段话：“优良的司法，乃国民之福……手持司法权柄者，应重证据，不臆断，重人权，不擅权，不为一时政治之权益而弃法治与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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