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国家刚刚恢复了高考，这对于六十年代初出生的我们这一代六零后来讲，既是春天，也是冬季结束前的一场春寒，既非常无奈又必须忍耐；走过了这个坎，前边就是一片光明，走不过去，上学就是“胎死腹中”，只能回家劳动去了。
我的老家就在秦岭那边，那儿有一个著名的学校叫黑龙口中学，我的中学时代就是在那儿度过的。
说是著名，其实就是过去这儿穷山恶水，地名的缘故。
听我爷爷的爷爷讲， 这一带本来山大沟深，林子茂密。他们年轻时，黑龙口一带狼虫虎豹，常在几百米高两三个人胳膊合抱粗的松林中出没，丰衣足食夜不闭户是常有之事。然而解放前这儿闹土匪，解放后山民大肆砍伐林木，到我从金星小学毕业到三岔河中学上学时，黑龙口一带的山坡上，到处是裸路出来的黑石头，像牛皮癣一样，每到秋季山洪暴发，雨水夹杂轰隆隆的泥沙从山沟中一路狂奔，许多人的房子畜口一夜之间就冲到百十里外，穷得叮当响的黑龙口从此声名远播。黑龙口中学自然因祸得福，人人皆晓。
我记得上金星小学时，班主任陈湾湾说，调皮倒蛋的学生虽然考试成绩很差但是将来人很聪明，容易成大器，相反死读书的考试成绩虽然优异但是不懂脑筋急转弯，将来未必能走出秦岭。我一直不明白他说这句话是啥意思，到三岔河中学时，因为交不起学杂费和吃不饱饭，每当上课时心慌眼冒金星的我，就撒谎想上厕所，偷偷翻过院墙，拔附近村民的生萝卜吃、偷包谷棒子吃、偷摘树上的柿子吃……凡能填饱肚子绝不去管生熟，及至初中毕业时，因为偷摘了二十多个生涩的柿子被学校旁的村民告发，班主任任胜道挨批，我的初中毕业证被李校长锁进抽笹，幸亏数学老师闫庆敏急中生智用一把剪刀从抽笹缝中夹了出来，我才走进了黑龙口中学校园。
我记得上三岔河中学时，仅金星村就有伙伴三十多人。陈锁子、温深军、李山来、闫棉，淑贞、骆粉芹、张鹏、李青海、李长民、骆钢……这些十来岁的伙伴衣衫补丁摞补丁，叽叽喳喳不停。每当凌晨明月当空，鸡叫二更时，我母亲就把头一天夜中用玉米粉揉成的一团面，像揉泥一样再夹杂一些切成的生菜末，反复揉搓，然而放进一口铁锅。抓一把麦草或者树叶送进灶膛，抽风箱的咣当声在深夜中传得很响，不管我睡得多么深沉，这种咣当声总能飞进我的耳鼓，我霎时就惊醒了。当五个滚烫的绿色玉米饼装进黄挎包中，我总能在墨油灯下，看到母亲的五个指头被烧红的铁锅烫得红肿，不停地在空中抖着，脸上却勉强地装出一幅笑脸，说“没事的。你该走了，记着每天一个，路上小心掉到河里……”这样反反复复的提醒，到了上黑龙口中学时，原来在三岔河中学上学的二百多个伙伴，这会儿只有十三人了。
从金星村到黑龙口中学要先翻过十八盘山，再越过十二道岭。我记得十八岁第一次翻过这座山时，我们十三个伙伴绕着十八道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汗流夹背的向前走。往往天黑前必须翻过这座山，否则黑得看不见五指的小道常常不仅迷了路，更容易陷入狼窝。所以后来我们十三人临出门时，母亲就准备了一捆麻杆，说是万一看不见或者碰到狼时，点燃麻杆，因为狼最怕火，你一点燃它就吓得四散。然而，等到高中二年级时，十二个伙伴却半途而退了。只有我一个人走在十八盘的山间。我记得千不该万不该的是空中下了一场暴雨，麻杆淋得湿透，而一只饿狼就从对面山坳中冲了过来，我顿时浑身哆嗦，关键时刻，我突然看到身旁不远处有一棵杨树，我就疯狗一样冲到树下，跳起身来扯断一棵两米多长的树枝，向屁股后的恶狼打了过去，结果狼跑了，我却从山坡上滚了下去，恰巧被一棵松树挡住。当我一瘸一拐的站到十八盘山山顶，我的眼泪刷的涌了出来。我发誓再也不登这座山了。因为在这座山上，我流下的眼泪比十八条小河都多。
十九岁这年，从麻街到三岔河要修一条公路，虽然沿河沿山掘了三米宽，一坑一凹，但是仍能绕道七十多里到达黑龙口中学。就这样，我二哥用三袋包谷换了一辆别人的二手自行车，从此让我不再去登十八盘山了。在那个青黄不节的年月，我的同学闵铁拴、王占良、李玉虎、张建民……一个一个考上大学，我却站在高考边缘，不久幸运地走进了商州中学，从那儿考入商洛农校，后来经商州报社转战海南开发报社，1999年终于踏进了人民日报社的大门。
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不记得黑龙口究竟走出了多少大学生，但我记得在如今的商洛市，至少有上百多位政府官员来自黑龙口中学。在西安一带，有一万多名活跃在商界政界的优秀人士均来自黑龙口中学。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飞播造林、封山育林，密密麻麻的各种林木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疯长中，已经把秦岭封锁得严严实实，成了大自然界的天然氧吧。而过去破烂不堪的黑龙口中学，如今像神仙一样端坐在蓝天白云下的林海之间，时而拂现时耐隐居，让人思绪万千。
五十七岁这年，在中国最南端三亚市的半岛蓝湾小区，我一遍又一遍面对南海面对遥远的秦岭，写下我的思念。
在秦岭脚下的黑龙口中学，那是我这一代人的起点，也是我们青春的摇篮。酸楚与梦幻，相依相伴。
(李长征) 2020年3月10日于三亚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