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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数千年中华智慧结晶

中药:数千年中华智慧结晶

来源:北京日报2020-03-13 10:11

  作者:薛生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中医药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中药,是中国医药学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回顾我国中药发展史,中药和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一起发展成长,为中国人的健康做出了巨大贡献。

  神农被誉为中国的医药始祖

  说起中药,肯定少不了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西汉《淮南子》书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察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传说中的神农尝百草,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找可用的食物,但中国一向有药食同源的思想,很自然地,在神农尝百草的过程中,一定也会发现百草的药用价值。于是后来的人们直接把这个传说推演为: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因而神农又被誉为中国的医药始祖。

  传说在后来又有了进一步的演绎: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这是他不能忍受的,于是有了由一头形似狮子的神兽代尝的传说。据说这头神兽全身透明,五脏六腑、经络骨节清晰可见。神农将采集到的草药喂给神兽,观察药性在它体内如何运行,在哪个脏腑发挥作用,并把它记录下来成书传世。神兽为民寻找药物而献身的精神,受到药业崇敬,于是将它制成雕像予以供奉。

  除了神农以外,还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传说,认为伊尹是中药汤剂的发明人。据说商王汤的奴隶厨师伊尹,十分擅长煮汤,他把煮汤的经验用于煎煮药物,从而发明了中药汤剂。与神农不同,伊尹是历史上确实存在的人物,甲骨文中多次记载,殷商王室为伊尹祭祀。根据现代史学工作者的研究,伊尹是夏末商初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

  然而传说毕竟是传说,根据现代文字学家、史学家们的研究,商代的甲骨文中没有“医”字、“药”字,治病主要靠祈求鬼神的巫术。因此在伊尹时代,是否已有成熟的中药汤剂发明,还有待证实。

  “药”字最早出现于西周青铜器铭文中。西周初期的《周易·无妄卦第二十九》中,有“无妄之疾,勿药有喜。无妄之药,不可试也”的告诫。西周时期的《诗经·大雅》中也出现了“不可救药”的诗句。这些史籍材料证明,“药”在当时的人民生活中,已经是常见的元素了。在《周礼》中,则记载了当时的西周王室中,已经有了一个人数达52人的王室医药院。

  《山海经》大约成书于战国初至西汉初的300年间,主要反映春秋时代的地理、物产、神话,也是最早记载了大量药物的书籍。据统计,书中记载了124种药物,其中动物药66种,植物药51种,矿物药2种,水类药1种,土类药1种,未详者3种。各药有简单的性状、产地、疗效记载。用药方法有服、食、佩戴、坐卧、洗浴和涂抹。

  《论语》中也有关于药的记载:孔子的学生季康子向他献药,孔子说对药性不了解,不敢吃。这一方面说明,药是当时社会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的药性还不稳定。《礼记·曲礼》篇中也讲到:“君有疾,饮药,臣先尝之;亲有疾,饮药,子先尝之。医不三世,不服其药。”说明当时的医药还很不成熟。

  《庄子·逍遥游》中则记载了春秋末期一种著名的药物——“不龟手”药。文章中讲到,宋国有个善于制造防治手冻裂药(不龟手)的人,世世代代以漂洗丝絮为职业。一个外来客人听说后,请求用百金的高价买下他的处方和制法。这人召集全家商量说:我家世世代代漂洗丝絮,只得到数金的小钱,今天把处方和制法卖出去,可得到百金的大钱,请大家同意卖了吧。客人得到这个药方后献给吴王,在吴军与越人的水战中,此药发挥了作用,于是吴王对献方的客人进行了划地封赏。

  战国时期出现最早的医药学著作

  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的《五十二病方》,这是中国第一部医方书。该书被认为写成于战国时期,记载了治疗52种病症的283个医方,使用了247种药物。医方多是简单的复方,有剂型规定,药物有剂量和炮制要求,是战国时期临床医学的经验总结,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药业水平。但是,《五十二病方》中也夹有许多巫术,医、巫并重十分明显。

  被认为多半写成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是中国第一部医学理论经典著作。它是在引入战国朴素唯物辩证法阴阳五行学说后,对战国医学知识的总结,分为《素问》和《灵枢》两部分。《素问》主要总结中医学的生理、病因、病理、诊断及治疗原则。《灵枢》专论用针灸治疗疾病的原理和方法。《黄帝内经》主要讲中医学基础理论,只记载了13个处方,涉及25种药物。

  李悝是魏国魏文侯时的国相,率先在各国中变法。他主持制定的《法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法典,其中专门制定了有关医药方面的法律条文。其中一条规定的意思是这样的:

  凡医生为人配制药物、开药方、施针刺,因违背处方要求或医药技术的基本原则而出错误,致人死亡者,判2年半徒刑。因疏忽而出以上错误,致人死亡者,以故意杀人论处;虽未造成人死亡,也要罚打60棒。就是卖药出现以上错误,致人死亡者,亦按此治罪。

  这大约是关于医疗事故最早的法律规定了。

  在秦始皇的时代,药的使用是非常普遍的,以至于他十分渴望获得这样一种药——吃了以后能长生不死。为了获得这样的药,他一方面在宫中令方士炼丹,一方面派人到外面寻求仙人仙药。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即位第三年,他巡行至东方齐国故地(今山东东北部沿海)时,齐国方士徐福上书说: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上有仙人仙药,派童男童女可求。秦始皇大喜,遣徐福出海求之。但数年毫无音信。9年后,公元前210年,徐福在琅邪再遇见东巡的秦始皇,谎称前次出海已看见仙山,因遇大鱼阻挠而未至,求派射手同去。后徐福带三千童男童女、大量农具、种子和工匠出海,却再也没有了下落。

  《神农本草经》奠定本草学基础

  1972年,甘肃武威旱滩汉墓中,发掘出木质简牍《治百病方》,又称《武威药方》,为东汉早期墓葬品,反映西汉至东汉初期的医药实践。所治之病,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等,记有病名、症状、处方、剂量、炮制、剂型、用法、服药禁忌等内容。全书用药100余种,几乎全是后来的常用药物,比战国时期的《五十二病方》用药成熟了很多。

  药物学体系的初步建立,以《神农本草经》问世为标志。《神农本草经》出于多人之手,成于东汉前期或中期,是中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在总结汉代以前药学经验基础上,创立了中药药性理论和涉及采制、炮制、治则、配伍、组方、制剂、毒性药用量、服药时间的临床药学八原则,记载药物365种,其中植物药252种,动物药67种,矿物药46种,为后世本草学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临床医学体系的初步建立,则以《伤寒杂病论》问世为标志。该书由医家张仲景于东汉末期写成,是他在博采众方、勤求古训、大量临床实践基础上,治疗流行病、常见病的经验总结。

  汉代的零售药业,向正规化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最有名的卖药人,是汝南郡(今河南平舆北)的壶翁。《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汝南郡“市中有老翁卖药,悬一壶于肆头”。“壶”即葫芦。“肆”是出售同类商品排成的行列,可见卖药的同业人不少。汝南郡是当时全国人口最多的大郡,超过230万,药业较为兴旺。这位不知姓名的卖药老翁,将一个装药的葫芦高悬在摊前作为招牌,十分引人注目。后来,“悬壶”成了卖药的标志和行医的代名词。

  晋代药业有较大发展。战乱与疾病流行,人们迫切希望得了病以后,能够得到现成的药品即时治疗,于是出现了“成剂药”的专用名称。首先记载“成剂药”是著名医药学家葛洪。他在《肘后备急方·卷八》中说:“众药并成剂药,自常和合,贮此之备,最先于衣食耳。”

  南北朝以前,药铺、药摊由医生兼营,医药结合为一体。到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只看病不卖药或只卖药不看病的情况,行医与卖药开始有了分工。

  中药三大类商品,药材、饮片、成药,战国秦汉即有出现。但经营规模小,多为医生看病时给药,没有各自的专用名称,彼此之间的界线也不很清晰。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三者的界线逐渐清晰起来。

  中唐时期有了定期药市

  唐代国内药材产地扩大,品种增加,外来药物也日益增多,药材市场变得十分复杂,原来的本草书已不适用。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朝廷命苏敬等23名医官、儒臣“普颁天下,营求药物”,重新编修,取名《新修本草》,简称《唐本草》,载药844种。

  各地优质药材增加,使全国市场进一步扩大。药商们虽有较大的选择余地,但也增加了采购的困难。他们希望有一个统一时间,统一市场,大家聚在一起,相互交易各地药材,提高经营效益。中唐时期,四川梓州出现了一年一度的定期药市。唐末,定期药市传到成都。五代至两宋,成都药市已有较大规模。

  长安在盛唐时人口达到100万,是一个国际大都市。城里有东、西两大市场。大小药肆和流动卖药人都集中在两市的药市区,称为“卖药坊”。西市最有名的药商要算宋清。宋清经营的药品质量好,职业道德高尚,对那些没带钱来求药的人,他也都给予好药,留下的欠据多得堆积如山,从未前去索要欠款。到了年终,估计不能偿还欠款的,宋清就将欠据烧毁,事后不再说欠款的事。宋清的事迹和品行受到大文学家柳宗元的高度赞扬,还专门为他写了《宋清传》。

  唐代在广州生产出一种煎煮药物的优良用器,名为土锅镬。任过广州司马的刘恂,在他的地理著作《岭表录异》中记载:广州陶家作土锅镬,烧熟以土油之,其洁净超过铁器,尤宜煮药。这种煎药的土锅镬,煮药不干扰药性,价廉物美,很快推广到整个岭南地区。

  北宋都城开封,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大城市,极盛时人口超过150万。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宋徽宗政宣年间(1111年-1125年),开封有名号的药铺就有23家,还一一记下了这些药铺的名号,如李生菜小儿药铺、仇防御药铺、丑婆婆药铺、孙殿承药铺、宋家生药铺等等。除了这些有名号的药铺外,还有很多摆摊、走街串巷卖药的。比如大众娱乐场所“瓦子”中就有很多卖药的。有个叫张涣的江湖医生,卖药来到都下,恰遇宋徽宗太子发癫痫病,名医诊治未效,召张涣入宫治愈,张涣因此得了官,后来官至翰林医正。

  南宋都城临安,盛时人口已过120万。药业经营分工更细,兴盛超过开封。吴自牧《梦粱录·卷十三铺席》记载,宋理宗淳祐年间(1241年-1252年)有名号的药铺有18家,其中有五间楼前张家生药铺、修义坊三不欺药铺等等。据说有一次宋孝宗患痢疾,宫内众医治而不效,太上皇赵构十分忧虑,一日带随从巡市,遇见一小药铺,店主严姓,遣随从问能否治愈。严店主回答说,这个我拿手。遂引入宫。严氏用新采藕节研细,用热酒调服,数服而愈。赵构大喜,赐以捣药金杵臼,并授荣誉性的防御使之官。世人称呼“金杵臼,严防御”。

  南宋时期,随着经济繁荣人口增长,药店前店后坊的生产方式,已不能完全适应社会要求。于是临安的民间药商率先于全国开办了“生药饮片”“熟药丸散”作坊,专门从事饮片、成药生产。这是中国最早的民营饮片、成药实业。

  明清迎来成药生产大发展

  北京明初人口不过数万,嘉靖时(1522年-1566年)已增至百万。加上皇宫消费,北京已形成巨大的消费市场。各地药材源源不断运进北京,药业兴旺。后又建立了行业组织药行商会,药业成为15个大的行业之一。著名的大药铺,有永乐年间的鹤年堂、万全堂,万历年间的永安堂、王回回膏药铺、马思远药锭。在频繁举行的各种庙会中,也有药商参与交易。在傍晚和黎明前交易的小市,亦有小贩地摊售药。

  在中国医学史上,明代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是一部内容丰富、论述广泛、影响深远的医药学巨著。李时珍(1518年-1593年) 14岁考中秀才,17岁、20岁和23岁时,三次赴武昌参加乡试,但均未考中。从此之后,他放弃再考科举而决心跟父亲学医。由于他刻苦钻研医理,在短短几年之中便获得了声誉,被荐举到北京“太医院”任“院判”。但是,他对此并不感兴趣,任职一年多便托病辞归。李时珍在行医过程中,发现以往的本草书中存在着不少错误、重复或遗漏,决心重新编著一部新的本草专书,从34岁起开始着手进行这项工作。经过27年辛勤努力,至万历六年(1578年)60岁时,终于编著完成《本草纲目》这部巨著。《本草纲目》全书五十二卷,记载药物一千五百余种,附有药图一千余幅,药方一万一千余个,是我国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大力发展成药生产,是明代药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生产成药的场地制剂室,当时称为药室。明代人屠隆对此曾有描述:药室的选址要安静,远离生活区,不用时关门上锁,防止意外事故发生。各种设备和制药工具共20种。其中粉碎工具5种:石磨、铁碾、乳钵、斫筒、桩臼,适用于不同性质的药材粉碎。大、中、小3种不同孔径的药筛,可以获取不同细度的粉末。煎煮药物使用铜锅,以丸、散剂为主。

  清代北京的人口已超过100万,南北药材源源不断运进北京,城内药铺、药行林立。著名的药铺,首推康熙八年(1669年)开业的同仁堂,此后有万锦堂、同春堂、玉和堂、仁一堂、包太和、千芝堂、一小堂等陆续开业。它们经营饮片,更重成药开发,使北京成为中国北方成药生产的主要基地。尤其是同仁堂成药闻名全国,在外地也设分店拓展业务。而明代留下来的西鹤年堂,则以汤剂饮片和养生药剂闻名京城。

  近代以来,随着西医西药传入中国,中医中药在与之竞争中,也吸收了很多有益的养分,获得了新的更大发展,而那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本文写作参考唐廷猷著《中国药业史》、傅维康主编《中药学史》等,特此致谢)

【作者: 】  【发表时间:2020/3/13】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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