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红军将领中，张琴秋是唯一的女性。虽然邓颖超、蔡畅、刘英、贺子珍、钟月林、邓六金等老大姐也参加了长征，但从事的大多为机要、秘书、及党团妇女工作，没有在红军作战部队中担任高级职务。1955年授衔时唯一的女将军李贞，在红军时代担任的最高职务为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而在红军时期，张琴秋曾担任过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而陈赓、陈再道、王宏坤、许世友、王建安、洪学智、王新亭、刘华清等这些威名赫赫的共和国的大将上将们，当时都曾是她的部属。红二、四方面军会师后组成了中共中央西北局，统一领导红二、四两个方面军，张琴秋与朱德、任弼时、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贺龙、关向应等二十位红军高级领导人同为西北局委员，也是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

从上海大学到莫斯科中山大学，走上革命道路

张琴秋

1904年11月15日，张琴秋出生于浙江桐乡县石门镇的一户小康人家。1912至1920年，张琴秋一直就读于石门振华女校。在这里，张琴秋结识了她的小学同学孔德。从振华女校毕业后，张琴秋先后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和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校读书。在上海读书期间，张琴秋经常去看望也在上海的孔德，很自然地认识了孔德的丈夫沈雁冰（茅盾），接着也认识了沈雁冰的弟弟沈泽民。早在1921年4月，沈泽民就经沈雁冰介绍，加入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我党最早的党员之一。

1924年初，张琴秋辞去母校的代课教师，来到上海，寄宿在沈雁冰家，后考取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大学是一所进步的学校，瞿秋白、蔡和森、沈雁冰、俞平伯、张太雷、恽代英、肖楚女等人都是该校的教师。恰巧，沈泽民此时已担任了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琴秋与时任社会学系系主任的瞿秋白的妻子杨之华同为社会学系的同学。1924年4月，经杨之华等人的介绍，张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11月转为中共党员，成为我党最早的女党员之一。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张琴秋与沈泽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1925年11月，张琴秋与沈泽民举行了新式文明的婚礼。婚后他们与沈雁冰夫妇、瞿秋白夫妇比邻而居，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生活。

1925年11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张琴秋与张闻天、王稼祥、乌兰夫、伍修权、孙冶方等一百多人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26年春，沈泽民随刘少奇率领的中国职工代表团来莫斯科出席国际职工大会，会后也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5月，张琴秋生下了女儿张玛娅。

1926年春，沈泽民随刘少奇率领的中国职工代表团来莫斯科出席国际职工大会，会后也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6年5月，张琴秋生下了女儿张玛娅。由于生孩子，张琴秋留了一级，与博古、杨尚昆、李伯昭（杨尚昆的夫人）等成为同学。

1930年春，莫斯科中山大学停办，学生回国分配工作。张琴秋和沈泽民也都回国。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毅然决定把孩子留在莫斯科的国际儿童医院。在1931年1月7日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尚未认清王明真实面目并支持王明的沈泽民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沈泽民被刚取得中央实际领导权的王明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部长。不久，为贯彻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王明派沈泽民作为中央代表，并担任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的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但不久，在党内资历很深、见风使舵投靠王明的张国焘被王明任命为中央代表、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沈泽民改任鄂豫皖分局常委兼鄂豫皖省委书记。

出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

1932年11月间，在红四方面军翻越巍巍秦岭，进入关中平原前夕，张琴秋被正式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这也是土地革命时期乃至整个战争年代，女战士在我党军队中所担任的最高职务。从这个意义上说，称张琴秋为红军唯一的女将领毫不为过。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谈到张琴秋的政治工作时说:“张琴秋同志任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原为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沿途开展政治宣传工作认真积极，起了很大的作用。”

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长途西进转移，无疑是一个重大行动。张国焘却以保密为由，事先既不在领导层中研究商讨，进行中又不向指战员解释。他的这种家长式作风引起了广大指战员的极大不满。同时，指战员们都希望尽快结束这种无根据地的盲目流动。12月初，当部队西行至陕南城固县小河口镇停下来以后，各种意见都出来了。红四军政委余笃三和四方面军总部的干部王振华、朱光等私下酝酿着，要到中央告张国焘的状。一天，张琴秋与旷继勋、余笃三、刘杞、王振华、朱光等几个人便请教威信很高的鄂豫皖根据地领导人曾中生。曾中生很理智，说向中央反映情况固然好，可江西距此遥遥几千里，怎么个去法？况且，即使到了中央，中央会不会听，还是个未知数。鉴于此，曾中生建议不如写一份意见书，由他送张国焘。大家觉得这是个好办法。于是，曾中生根据大家的意见，写了份材料，准备交给张国焘。同时，大家又推举张琴秋去做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的工作，以争取得到他的支持，毕竟他们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关系较为密切。张琴秋将大家的意见向陈昌浩说了以后，陈昌浩立即报告了张国焘。

张国焘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应付这些同志的要求并缓和部队的不满情绪，于12月8日在小河口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会上，张琴秋和到会的其他同志，都对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和家长式作风提出严肃的批评。并要求立即停止向西转移，迅速在川陕鄂一带创建根据地，尽快把今后的行动方针告诉中央。张国焘对提意见的同志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

在广大指战员的浴血奋战下，红军以势如破竹之势挺进川北，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好转。张国焘对于在小河口会议上给他提过意见的人却一直怀恨在心，此时他认为打击报复的时机已经到来，开始大规模的“肃反”运动，陆续将曾中生、余笃三、旷继勋等人杀害。张国焘一天突然找张琴秋谈话，要她揭发曾中生等人的“右派”活动，并交代与他们的关系。张琴秋实事求是地谈了小河口给张国焘提意见一事的经过，在《我的声明书》中说:“我曾经同李特同志谈国，我们总觉得这样将部队开跑，领导上总是不正确的。”张国焘见她态度强硬，拒不认错，于1933年春撤了张琴秋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派她到红江县（今通江的涪阳坝）担任县委书记。她也是川陕苏区的第一位女县委书记。当时，有不少人都为张琴秋的撤职而不平。但她却刚正不阿，对于张国焘的打击，从不屈服。她胸怀宽广，一切以大局为重，她认为只要是党的工作，干啥都行。她接到通知后，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走上了新的岗位。

1933年夏，张琴秋从红江县委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当部队离开通江、巴中、南江一带北上时，张琴秋带领五百名女战士，担任护送三百名红军伤员的任务。在苦草坝附近时，她们遭到了军阀田颂尧一个团的袭击。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她指挥战士们沉着应战，打得敌军晕头转向，敌人还误认为是遇上了红军主力。张琴秋抓紧时机，向敌人展开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组织大家向川军的士兵喊话。川军士兵们纷纷调转枪口，产生哗变，将川军营以上军官们捆了起来，投降了红军。捷报很快传遍了红四方面军和根据地。从此，“五百农妇缴一团白军的枪”，及“女将军张琴秋指挥如神”的故事在根据地广为传颂。

战败被俘与再婚

1936年7月，在红四方面军第三次过草地之前，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结婚。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一部两万余人组成西路军，进入甘肃河西走廊。已怀孕的张琴秋作为西路军组织部长，担负着繁重的干部调配工作。不久，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陈昌浩要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把张琴秋送到西路军总医院去，以使她安全分娩。

由于敌众我寡，西路军虽英勇杀敌，但仍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1937年3月14日，陈昌浩在甘肃石窝山南麓主持召开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包括张琴秋在内的二十多位师团级干部参加。陈昌浩宣布:军政会决定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徐向前两位首长离开部队，突围回陕北延安，向党中央汇报，由李先念、李卓然等负责指挥西路军余部突围。当晚，陈昌浩和徐向前悄然离开了部队。临别时，鉴于西路军失败，陈昌浩心情十分沉重，他没有与张琴秋说什么话。

张琴秋在分散突围中被俘，“马家军”审讯她时，战友怕她那南方口音暴露身份，抢着替她回答说叫苟秀英，四川人，45岁，伙夫。就这样，张琴秋在战友的掩护下，暂时躲过了劫难，被押送到西宁羊毛厂做苦工。但不久，因叛徒告密，张琴秋的身份暴露了。当敌人知道她原来就是早已闻名的红军女将领张琴秋时，顿时欣喜若狂，感到“立大功”的时机已经到来，立即派人悄悄地把她和其他两位女战士一道押送南京邀赏。

1937年8月，张琴秋被押解到南京，关在“首都反省院”。不久，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经与敌人交涉，将张琴秋等一大批干部接出狱。10月，经历劫难后的张琴秋回到了延安。回到延安，张琴秋犹如久离母亲的孩子回到母亲的怀抱，倍感到党的亲切、组织的温暖。她看到延安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激动得热泪盈眶，迫不及待地向组织要求工作。

在张琴秋的多次请求下，她被安排到中央党校进行短期的学习。1938年春学习结束后，她被分配到安吴堡青年训练班任生活指导处主任，后调抗大女生大队任大队长。在抗大女生大队期间，张琴秋管理着五个分队的七八百人的学习、训练和生活。当时延安经常遭日军飞机的轰炸。女生大队地处清凉山，山高目标显，时刻都有遭到敌人空袭的可能。张琴秋作出了巧妙而周密的安排。每天一大早，她就指挥各分队学员带上干粮，分散到事先划分好的山沟中去上课。等到太阳落山时，响亮的号声又召唤她们回到学校住地。这么大一支队伍被她安排得有条不紊，保证了大家的安全和学习、训练的正常进行。

在陈昌浩去苏联治病并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而无法回国不得不长期滞留苏联后，他与张琴秋的婚姻便名存实亡，组织上也同意了张琴秋提出的与陈昌浩解除婚姻关系的要求。1943年春，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苏井观结为夫妻。苏井观在鄂豫皖苏区时曾担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他们的婚礼在苏井观居住的窑洞里举行。徐向前和当年红四方面军的许多老战友都赶来向他们庆贺。新房的墙壁上张贴着原红四方面军老战友撰写的一副对联:“两位老家伙，一对新夫妻。”这时苏井观已经三十八岁了，而“新娘”张琴秋还比他大一岁，都已不再年轻。与苏井观、张琴秋交往很深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因在重庆而未能参加他们的婚礼。1943年7月，周恩来、邓颖超由重庆回到延安以后，在当时延安的一家饭馆里宴请了苏井观和张琴秋，向他们表示庆贺。周恩来与苏井观频频举杯敬酒，显得很高兴。显然，对于他们的婚事，周恩来感到很满意。

在文革中受迫害

张琴秋与纺织工业部同事合影

张琴秋在纺织工业部工作了近二十年，她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祖国的纺织工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就是这样一位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呕心沥血的女将军、女部长，没有死在敌人的屠刀下，最后却被林彪、江青一伙人的残酷迫害致死。张琴秋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又曾是陈昌浩的妻子，西路军失败后还被俘过，尤其是发生在50年代初期的一件事，更使她蒙受不白之冤。有一次，张琴秋听毛泽东作的内部报告。当毛泽东讲到“有些人‘夜郎自大、好大喜功"时，张琴秋就顺手把这八个字写在自己笔记本扉页毛泽东像的上边。没想到“文革”期间，张琴秋就因此被定为“反党分子”。康生主抓张琴秋的案子，逼迫张琴秋交代她与王明、李立三、陈昌浩等长期旅居苏联的中共重要领导人的关系。

张琴秋受迫害致死后，“四人帮”中的某个成员说:“张琴秋生的女儿，绝不会是好人”。这样，张琴秋唯一的亲生女儿张玛娅在母亲去世的第二天，就和丈夫一同被分别关押起来，进行隔离审查。张玛娅被折磨得神经错乱，听觉失常。1976年，张玛娅说:“广大群众到天安门送花圈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有什么不对？！”就因为这一句话，张玛娅遭受了更大的迫害，最后被迫服了大量的安眠药而死。

粉碎“四人帮”以后，张琴秋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6月23日，党中央为张琴秋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李先念、王震、余秋里、陈锡联、胡耀邦、徐向前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了追悼会，徐向前元帅亲自主持了追悼会。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给予张琴秋以很高的评价:“无论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她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忘我地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切。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纺织工业战线的老同志，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等老区的人民，都没有忘记张琴秋，纷纷缅怀她。张琴秋虽然去世了，但她的英名却深深地留在人们的心中。

（本文摘自：《海琴秋韵：张琴秋传》，作者：李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