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上校回忆“珍宝岛事件”始末
珍宝岛是乌苏里江里的一个小岛,俄罗斯称其为达曼斯基岛,长约1700米,宽约500米,岛上有一些灌木,有几条河流从中国一侧流入该岛,像手掌一样。当年围绕该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俄罗斯人如何看待这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当年历史的亲历者,一名俄罗斯上校回忆了这一事件中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达曼斯基岛(珍宝岛)疑团
1969年3月,在远东乌苏里江的这次战斗行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边境最大的战斗行动。对此,多年来在俄罗斯存在种种猜测,众说纷纭,真假难辨。当时苏联人并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要占领该岛,井问道:“当中国人进入该岛时,我们的边防军人在干什么?”,“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制止类似事件的发生?”。有人说“当时中国人太多,边防军根本就无法对付他们,不得不动用正规军”。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在30年前那种环境下根本就不可能说清楚。后来苏联政府也有意让人们淡忘此事,也只是将这次冲突描述为《1969年3月的乌苏里江事件》。
90年代初,在俄罗斯的版图上再也找不到“达曼斯基岛”了,于是俄罗斯人又开始猜测,开始议论当年的“秘密坦克”、议论关于伊曼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上校的神秘死亡。甚至有人说“该岛已不复存在,为了让谁也得不到它,我们已将它炸毁”。达曼斯基岛事件仍是一片疑团。
曾当过伊曼边防总队队长的退役上校康斯坦丁诺夫,在事隔30年后做了详尽的描述。
摩擦由小到大
据康斯坦丁诺夫回忆:1968年秋,我们感到中国人在这个冬天可能会发起挑衅行动。我、列昂诺夫和当时的边防总队参谋长巴甫洛夫一致认为,这将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在冰上以拳相向,而是实质性的冲突。我们得到的口头和书面命令是:运用现有的一切手段,不能让挑衅者进入我国领土,但不准动用武器;并严禁官兵们传播这里发生的事情、争斗。因此,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国内其他人,甚至连想都想不到,正当党的领导人宣讲共产主义思想的时候,在漫长的中苏边界,沿阿穆尔河和乌苏里江,几年来两个大国的士兵经常发生打斗。
1968年只在伊曼边防段双方就发生过40次打斗。1968年11月的一天,边防总队指挥部曾向军区报告说:“有可能发生武装挑衅,请求具体的书面指示,并加强力量”。
一周后,边防总队司令和政委被叫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并对他们说:如果发生武装挑衅,那就还击。但只是口头意见,不能作为依据。
在相邻的基尔金岛上也一直有一些小磨擦。1969年1-2月在达曼斯基岛、下米哈依洛夫卡地段,经常发生冲突,双方不再是用棍棒,而是用枪托来互相打击。在一次打斗中,我们从中国人那里抢来15支枪,并发现枪膛里有子弹,我们非常吃惊,这使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及其副手确信,危险正在来临,如果说要发生什么事情的话,那一定会发生在这里。
达曼斯基岛和相邻边防队有可能受到威胁的哨所值勤人员都加强到了50人,并增加了装甲运兵车,同时,只要中国人一出现,我们的边防人员就向他们射击,将这些不速之客赶走。
我们的边防军人并不知道,还在2月底的时候,在乌苏里江左岸(中国一侧)就秘密集结了
几千人的部队、大量的兵器,展开了通信站和指挥所。3月2日夜,约300名中国军人进人达曼斯基岛,并在那里修建了火力发射阵地和掩体。
从最近的观察哨到达曼斯基岛才80米,为什么边防侦察分队没有发现这些情况呢?主要是当时没有夜视设备,而中国人的行动是在夜间进行的,并且边防分队早晨沿达曼斯基岛巡逻时也没有发现可疑迹象,我们就从中国人的鼻子底下过去,他们也没有惊动我们,也许是不想过早地暴露自己。
康斯坦丁诺夫说:指挥这次行动的中国军事首长足智多谋、训练有素、十分狡猾,选择3月2日并非偶然。在当时的宣传报道中并没有提到这一天有什么意义,实际上这一天非同寻常。
第一,3月1日晚至2日凌晨下着小雪,周围白茫茫一片,这使中国人可以悄悄地占领达曼斯基岛,雪可以掩盖他们行进的痕迹。
第二,3月2日是北滨海区送别冬天的节日――谢肉节。中国人估计可能会有人请边防总队指挥部的人去吃饭或联欢,造成和指挥所的联系“不畅”。的确如此,边防总队的领导去了维也坚斯卡亚村,很早就去了,但不是去参加联欢会,而是去参加演习。30年来没有人提起过演习的事。
实际上,事发前3天,进行过一次较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有两个师参加,军区指示由边防总队扮演“敌军”。难道2个师抽不出来2个连扮演“敌军”,而非要边防总队去扮演“敌军”吗?可能当时军区司令部的意图是好的,主要是在面临威胁的情况下提高他们的士气。
第三,周日和周六,我们的边防军航空兵不飞行。
指挥这次行动的中国军官可能正是根据上述因素,才选定在这一天开始行动的。另外,我们在演习中也出现了一点问题:一个坦克团未能及时到达指定位置,宣布进行战术停顿。中午12点以后,康斯坦丁诺夫返回指挥所,演习指挥部里响起了“焦急”的电话铃声,远东军区司令部打电话来说:在下米哈依洛夫卡哨所,正在进行战斗,有人员伤亡。列昂诺夫马上下令给巴甫洛夫,让参加演习的军士学校和机动分队马上撤下,向达曼斯基岛出发。
事情就是这样,当达曼斯基岛两个哨所发生流血冲突时,整个预备队,即军士学校和机动分队却在离该岛100公里以外的地方。
硝烟笼罩达曼斯基岛根据康斯坦丁诺夫的回忆,1969年3月2日技术观察站报告,发现有两个小队、约30名中国人已经进入苏联边界。上午11时左右,边防哨所的伊万·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带领一个由30人组成的小组,乘坐一辆装甲运兵车和两辆汽车去迎击中国人。
在珍宝岛上阅读报纸的苏联边防军
他们决定从两面包围该岛,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带领5名边防军人和克格勃特别处派来的侦察员H·布依涅维奇上尉从正面接近该岛。他们后面约300米是第二小组,由巴班斯基下士率领,共12人。第三小组由拉伯维奇中士率领,共13人,从侧翼接近该岛。突然,他们遭到正面机枪扫射,左岸火炮和迫击炮一齐开火,斯特列利尼科夫和拉伯维奇率领的两个小组全部阵亡,巴班斯基中士带领的人占领了一个环形防御工事并进行还击。相邻哨所的摩托化机动小组赶去支援,带队的是维塔利亚·布别宁上尉。但由于左岸猛烈的炮火,他们没有取得成功。
参加演习的边防军机动分队和军士学校接到命令后迅速返回,在苏哈诺夫斯基峡口直升机追上了他们,机动分队转乘直升机火速赶往达曼斯基岛,周围一片硝烟,灌木、土地、装备都处在火光中。观察达曼斯基岛,在一颗树旁发现了我们的士兵,我们的人降落了。同时,装甲运兵车也来了,是斯克拉达纽卡军士学校的人。我们占领了达曼斯基岛,开始派人去找伤员。在斯特列利尼科夫死后接替他指挥的巴班斯基中士爬过来告诉我们,找到了斯特列利尼科夫和他的小组,全部阵亡。
列兵彼得罗夫是从边防总队政治处来的,在他的短大衣下发现了照相机,后来照片洗出来了,这是他死前拍摄的最后3张照片。我们在其中一张照片中看到,当斯特列利尼科夫正带人接近时,一个中国军人举起手,明显是向埋伏在战壕里的人发信号,就在这一瞬间,战斗开始了。
这一天的战斗是残酷的,苏方共死31人,伤14人。边防军夺回了达曼斯基岛,并挖了战壕,一个加强班一直在那里执勤。
珍宝岛事件中阵亡苏军的葬礼,图中灵柩属于被解放军击毙的苏联上校列昂诺夫
上校阵亡,“秘密坦克”陷落
为防止中国人再次侵入该岛,由亚申中校率领的一个机动分队来到这里,他们共有45人,4辆装甲运兵车,车上有掷弹筒;岸上还集结了80人的预备队,并有装甲运兵车,3月12日夜,远东军区第135摩步师来到冲突地区,他们有一个摩步团、一个炮兵团、一个独立坦克营、一个“冰雹”-BM-21火箭营。
不知为什么,3月14日在该岛执勤的分队又接到上级命令,撤离该岛。康斯坦丁诺夫至今保留着当时在岛上执勤的分队队长沙拉金的报告笔录,笔录是这样写的:“3月14日,边防执勤分队听到了对岸中国人的喊话声,后来我们就接到命令,撤了下来”。从记录的时间可以看出,命令是在新的战斗开始前15小时下达的。我问过列昂诺夫是谁下的命令,他说是“军区”。但我估计,命令并不是军区下达的。我们走了,中国人又占领了该岛。我们不能确定这是怎么回事,但这很不正常。
3月14日快到半夜时,列昂诺夫又接到军区的命令,要求重新夺回达曼斯基岛。大约1-2个小时后,亚申中校率领机动分队到了。战斗开始了,关于岛上的情况并不明了。从最高观察哨上报告说,中国人跑到岛南端去了,占领南端后准备打击亚申的侧翼。后来又有9辆坦克前来支援,列昂诺夫发现坦克后说:“我现在去岛上”,说着他就匆忙出发了,甚至没有来得及确定联络信号。边防军虽有无线电台,但他们都不知道频率,坦克去参加战斗了,我们和它却没有任何联系。
中国人接近了列昂诺夫的坦克,跟随在他后面的两辆坦克又返回去了,并且不是返回岸上指挥所,而是返回了哨所。为什么会如此惊慌失措呢?因为有人觉得,中国人的坦克开到了我们这边,情况非常严重。列昂诺夫在坦克里受了重伤。此事报告到了莫斯科,莫斯科命令迅速救出坦克和列昂诺夫上校。结果,有几次试图冲向坦克都未能成功。
解放军战士在被摧毁的苏军坦克上合影留念
15日夜16日凌晨,师侦察连连长勃尔特科夫斯基率领侦察营救小分队前去营救,到达坦克时列昂诺夫上校已经阵亡。他想从下舱口出来时,被狙击手射中心脏部位。中国人没有动他,但拿走了坦克上的仪器。我们想用地雷将坦克炸毁,但没有成功;后来决定用火箭炮,从乌苏里江岸上发射每枚重达180公斤的火箭炮,并未射准。坦克被打歪了,瞄准手已经看不见它了。4月底,中国人将它拖了出来,现在已成为他们博物馆的展品。
由于中国人占有明显的优势,达曼斯基岛久攻不下。要想取得成功只有使用火炮。但这就意味着使冲突升级,当时没有人有勇气下达这样的命令,只能原地等待上级的命令。最后,在17时才收到上级(莫斯科)的命令,用“冰雹”进行了打击。“冰雹”在当时尚属于“秘密武器”,据说下达使用“冰雹”火箭炮命令的是勃列日涅夫。原199团团长、退役上校克鲁别依尼科夫回忆说,“一个冰雹营和一个装备122毫米榴弹炮的团对该岛及对岸5-6公里纵深进行了猛烈打击。随后驻扎在上乌金斯克(现为乌兰乌德)的一个摩步营参加了战斗,营长是斯米尔诺夫少校。该营有很多人尚不满20岁,在这次战斗中有7人死亡,9人受伤,4辆装甲车被击毁。最后中国人放弃了该岛。开始,该岛的防御由135摩步师负责,直到4月,局势逐步稳定下来后,该岛的防守才又重新交给了边防军。一直到那年的9月,那里仍能听到枪声,还有人员伤亡。
为什么不讲实话
康斯坦丁诺夫说,对3月2日发生的事情,当时政府的宣传是这样说的:“10时40分,哨所响起战斗警报,装甲运兵车和汽车进入战备,哨所负责人斯特列利尼科夫上尉将情况报告给了相邻单位的布别宁和肖霍洛夫,并报告了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得到这一消息后,为赶走中国人,首长决定……”
是谁在什么时间向什么人报告了这件事情,并不像上面宣传中所说的那样,这明显是在捏造事实。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只有一个目的:向本国人民以及中国人表明,我们的边防一切正常,秩序井然,一切都是在按命令行事,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而实际上机动分队和军士学校却在100公里以外的地方。
当时的报道中并没有提及有军士学校和装甲运兵车参加,实际上,正是由于他们的参加才使我们占有优势。之所以不提他们,是想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们以很少的兵力赶走了中国人。
政府在报道3月中旬达曼斯基岛的第二次战斗时说:边防军把毛泽东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边防军的冲锋受挫,遭受重大伤亡,中国人在人数、技术装备和武器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并且战斗开始前该岛在他们手上。宣传中只字未提使用正规军和坦克的事,对列昂诺夫上校的死亡更是讳莫如深。
和平的努力
1969年3月6日,苏联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发生在乌苏里江的事情。政治局的委员们给边防军人以很高评价,但也指出了许多不足,如,在冲突区域没有“好的部队集群”,无论是边防军还是常规军的集群;作战和部队侦察组织不力;没有夜间观察等。会上通过了一系列加强边防的措施。政治局的路线是:该岛自古以来就是苏联的领土,毫不让步、坚决对抗。
但是,此前并不是没有和平的努力。苏联边防军就一直主张通过对话和平解决领土争端。还有1964年时,当时的边防军司令济里亚诺夫上将受命与中国就这些问题进行磋商。为完成这一使命,他又被赋予副部长的头衔。济里亚诺夫在一次磋商会上曾有勇气声明,有可能就一些岛屿做出让步,其中就包括达曼斯基岛。赫鲁晓夫得知后将其从北京召回,并对其大发雷霆,进行了粗暴的训斥。在冲突发生前一年,即1968年夏,济里亚诺夫再次声明:应通过对话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
在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曾讨论过与中国边境地区的局势问题。主持人是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库兹涅佐夫。在会上他让每个人站起来回答:“您认为应该怎么办?”边防军人中没有一个人说要用武力解决日益恶化的领土争端。济里亚诺夫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此外,会后他还给自己的部属下达补充命令:“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阻止中国人进人我国领土,但不要使用武器”。只是在最后,要和大家说再见时,才暗示:“如果情况非常严重,那就还击”。
那次战斗以后,从中国方向进入该岛的所有道路上都埋设了地雷;而在乌苏里江右岸集结了大量的军队。直到1969年9月,两国政府领导人在北京会晤后,紧张局势才逐渐平息。
现在俄中边界划界工作已经结束,我们已不再拥有达曼斯基岛了。它已划归中国,因为它位于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如果在1964年时我们听从济里亚诺夫将军的建议,那就不会发生1969年3月的悲剧。
葛罗米柯与中苏珍宝岛冲突
上世纪60年代中期,当中苏爆发珍宝岛冲突时,时任外交部长的葛罗米柯的务实主张,客观上为两国缓解冲突、稳定局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建议集中力量向第三世界发展
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为世界第一号大国的美国,深陷越南战争不能自拔,国内反战情绪不断高涨;国内财政紧张,通货膨胀;国际经济地位削弱。而苏联则不同,新一代的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刚上台,个个雄心勃勃,他们决心大力发展战略核力量,在全世界范围内与美国一争高低,世界局势正变成美国与苏联左右下的两极世界。就是在这个时候,葛罗米柯成为苏联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而且在国际舞台上成为最主要的演员之一,与美国的基辛格一起成为这一时期最成功的外交战略家。
1964年底的一天,苏联高级领导层正在召开秘密会议,经过近两个月的酝酿,新的领导班子的宏伟计划就要在这次绝密会议中讨论通过了,葛罗米柯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勃列日涅夫用手指着地图说:“现在,美国的势力在全球已基本稳定,它的力量主要集中在美洲、亚洲东部、东南亚各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整个西欧,美国以这些地区为基础,仍在不断扩张势力,形势对苏联极为不利。”他接着说:“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苏联如何与美国在全世界竞争。”
勃列日涅夫的话简洁明确。他的话刚完,大家纷纷议论起来。首先上台发言的是国防部长,他认为,欧洲是重点,他说:“欧洲是苏联近邻,美国的主要力量也在欧洲,谁能控制欧洲,谁就可能取得主动地位,因此,我认为,苏联要在欧洲与美国一争高低。”勃列日涅夫的亚洲事务方面负责人则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说:“欧洲现在力量已达到均衡,苏联或美国无论是谁想把对方赶出去,都是不可能的,也都是不现实的,我却认为,在亚洲事务中,苏联倒是还有机会扩大势力的。特别是中国……”
当他说到“中国”二字时,葛罗米柯看了看坐在身边的勃列日涅夫的脸色,见到勃列日涅夫轻轻地摇摇头,他知道,勃列日涅夫对中国不抱什么希望,于是他说:“中国正在背离社会主义的方向,对此我们要有警惕。”他心中的话未敢说出来。
讨论在激烈地进行,勃列日涅夫回过头来望了望正紧皱眉头的葛罗米柯,葛罗米柯注意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暗示,他明白领袖的意思是要他发表自己的意见。葛罗米柯冷静沉着,论据充分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形势,他说:
“在欧洲,我们已经和美国较量了许多年,现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大国在美国与苏联之间都已作出了选择,如果苏联再在这些国家上下功夫,把它们从亲美变成亲苏,恐怕非常困难。”他接着说:“现在第三世界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还没有被人们所重视。这些国家占据世界上绝大多数的面积和大部分资源、人口,更重要的是它们占据着世界的交通要道,因此,苏联应集中力量向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特别是向中东和非洲发展,一旦苏联在这些广大地区拥有主动权,美国的势力就必将陷入我们的包围之中。”葛罗米柯见地独特的一番话给大家一个震惊,一时间会场沉静下来,因为,谁也难以对他的话作出什么评论。这时,突然有人鼓起掌来,表示支持他的发言,此人就是勃列日涅夫。毋庸置疑,此时也只有最高领导敢为葛罗米柯的讲话下一个结论,而这掌声就是最好的结论。
也许,正是葛罗米柯的意见,奠定了苏联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地缘战略思想基础。
勃列日涅夫对葛罗米柯的发言非常欣赏,认为他的发言很有见地,是经过分析和思考的。为了进一步了解他的观点,他在会后再一次与葛罗米柯进行了长时间交谈。
交谈中,勃列日涅夫更多地把葛罗米柯视为朋友,而不是下级,所以,他们的谈话没有什么顾忌。他们不仅谈了如何向第三世界渗透,还谈到了亚、非、拉各国的具体情况,葛罗米柯凭着他超人的记忆力和独有的外交家敏感,以及他多年对各国国情和政策的深刻了解和思索,向勃列日涅夫谈了他对世界格局的看法,并分析了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的美好前景,勃列日涅夫听得非常耐心和入神。
提出通过军事援助向第三世界渗透
当勃列日涅夫谈到苏联向第三世界扩大势力的方法时,他毫不掩饰地向葛罗米柯谈到他内心的顾虑——有些力不从心。他说:“第三世界国家比较贫穷落后,苏联虽然可以从经济上援助它们,但是苏联自己经济也不景气,不像美国和欧洲国家那样财大气粗,而且第三世界国家人口众多,每个国家即使送一点,加起来也是一个庞大难支的数字。”他又问葛罗米柯道:“葛罗米柯同志,你对这个问题有何高见?”葛罗米柯说:“经济援助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一个国家如同一个人,只有得到利益时,他才能倒向给他利益的一边。但是,经济援助并不是唯一的办法。”
勃列日涅夫非常赞同葛罗米柯的分析,认为政治策略必须是实用的、有效的。他高度赞扬葛罗米柯的谈话。他说:“好!葛罗米柯同志,你的分析很切合实际,也特别适合于我们苏联。”
葛罗米柯笑着说:“这也不是我的发明,这是我们的敌人——美国教会我的。我在美国期间,发现美国人是最讲实际的,他们从不以宗教信仰来分辨朋友还是敌人,只是以美国国家利益为标准。只要对美国有利的事,他们就干。凡是对美国不利的事情,他们就不干。”
他接着说:“军事援助是通向第三世界国家的最佳途径,可以事半功倍,一举多得。首先通过军事援助,可以加强苏联与被援国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使它们依靠苏联;第二,通过军事援助,苏联可在这些国家的军队中培养亲苏的军人,让他们为苏联服务;第三,一旦将来这些军人发动政变,这个国家的政权自然就是亲苏的了。”勃列日涅夫听了葛罗米柯的分析十分欣慰,认为他的看法十分精彩,很有创意。他当场拍板说:“好!下一步我们就从军事援助入手,向第三世界国家渗透我们的力量。明天,葛罗米柯同志,就由你们外交部和国防部牵头,组建一个军事援助机构,立即开展工作。”自那以后,苏联在第三世界国家间进行了广泛的渗透与发展。在战略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均获益不浅。
珍宝岛冲突,使葛罗米柯外交努力受阻
在对待中苏关系问题上,葛罗米柯作为有资历的外交官和元首的重要幕僚,所采取的态度应该说是公正的,他承认苏联在珍宝岛问题上是理亏的。他还说过去的条约是不平等的。正当中苏关系十分紧张之时,他对勃列日涅夫提出了战略性建议。他说,一个时期只能有一个敌人,与中国交恶,只能将中国推向美国,对苏联不利。
1969年初,中苏关系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珍宝岛有可能成为双方兵戎相见的导火索。在1964年中苏边境谈判中,苏方已承认珍宝岛是中国的领土。可1969年3月,苏联声称珍宝岛属于苏联。3月2日,苏联军队公然出动武装部队占领了珍宝岛。中苏之间的关系恶化至顶点,中苏边境发生了武装冲突。葛罗米柯得知这一消息非常震惊。因为就在前两天苏联的一次内部高级会议上,葛罗米柯针对当时中苏之间的形势说:“中苏是近邻,与中国一旦发生军事冲突,结果将是苏联受害,两国间的矛盾还是要立足于谈判。”他还说,“当前苏联的主要对手是美国,而不是中国。”但是,他的看法没有占上风。
在3月2日之后的连续几天里,中苏双方的军事对抗仍在进行,葛罗米柯的外交活动遇到巨大阻力。他通过外交渠道获知,中国方面对苏联出动军队反应异常强烈,苏联驻华大使馆前挤满了示威群众。葛罗米柯深深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再也坐不住了。3月8日下午,他请求与勃列日涅夫见面。这时的勃列日涅夫也处在矛盾之中,他也很想听听葛罗米柯的意见,但由于当时他正参加世界妇女节集会,两人未能见面。
3月11日,葛罗米柯被通知去见勃列日涅夫。他们一见面,勃列日涅夫就开门见山地说:“葛罗米柯同志,谈谈你的想法吧。”葛罗米柯犹豫了片刻说:“现在苏联的目标是同美国全面竞争,美国是苏联的敌人,而中国不是,虽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不断恶化,但是,苏联不可能在一个时期内有两个主要敌人。”
勃列日涅夫边听边点头,葛罗米柯也就越讲越轻松了,他继续说:“中苏之间的矛盾不是根本性矛盾,中国不是苏联走向世界的阻力,因为中国现在还没这个能力,两国矛盾的起源是谁是马克思主义者、谁是修正主义者的争论,关键是中国想从苏联的控制下独立出来,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长期受制于苏联的。”显然,葛罗米柯看问题的眼光比较现实。
事实上,中苏两国之间的论战由来已久,早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就开始了。但这种论战可说只是表面现象,其实质是,中国共产党再也不能忍受苏共的“老子党”作风了。可以这样说,在整个斯大林时代,苏共一向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小卒”,对中国指手画脚,但是,自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中国不断强大,中国对苏联老子天下第一的做法就无法容忍了。
葛罗米柯认为,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情绪主义的错误,完全是从保全自己的面子出发,结果却丢尽了面子。然而,葛罗米柯面对的是苏联的头号人物、性格主观独断的勃列日涅夫。所以他不可将心中的想法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他只能用十分婉转含蓄的语气对勃列日涅夫说:“苏联在珍宝岛问题上与中国发生冲突是不值得的,两国在没有冲突之前,还有希望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一旦发生流血事件,两国人民的感情受到了伤害,问题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而且,在珍宝岛问题上,苏联是理亏的,中国政府成立后,废除了所有的历史条约,当时苏联政府是支持和认可了的,现在我们又以1861年的《北京条约》作依据,这是理亏的,这一点使我们在谈判中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 勃列日涅夫开始时还觉得不以为然,可他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听着听着,他猛然站了起来,大声地说:“葛罗米柯同志,你的任务不是分清珍宝岛是谁的,而是在外交斗争中向中国表示,珍宝岛是属于苏联的。”
葛罗米柯的主张最终被采纳
至此,葛罗米柯只好住了嘴。可以说,葛罗米柯在珍宝岛问题上的态度基本是尊重事实的,也是比较公道的。在后来由他主编的《外交辞典》中明确地说:19世纪的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是不平等的。这就是说中苏边境的划界应以国际惯例为准,珍宝岛属于中国。
葛罗米柯从维护苏联国家利益出发,站在战略高度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他说:“我们这样做最大的损失并不在于同中国关系恶化,而在于把中国推向美国一边,使美国的势力强大起来,现在苏美关系正处于一个交叉路口,谁得到更多的国际力量支持,谁就会占优势,我们一旦抓不住这个机会,使美国在外交上占主动,那么,整个20世纪70年代仍是美国独霸天下的时代。”
葛罗米柯的这句话打中了问题的要害,同时也击中了勃列日涅夫的痛处,他又一次站起来,点着了一支雪茄,在屋内走来走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葛罗米柯心中又急又怕,急的是勃列日涅夫为何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尽快作理智的回答,怕的是自己的一番话会惹这个“新沙皇”大发脾气。
勃列日涅夫毕竟还是一个大国的元首,他抽完一支烟,亲切地看着葛罗米柯说:“这样吧,今晚找柯西金同志再开一个会,研究研究如何使这件事向好的方向发展。”听完这句话后,葛罗米柯心情顿时平静了许多,他毕竟争取了时间,有了一定的回旋余地。
苏联领导人后来进行了反复、认真、长时间的争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3月12日由柯西金向中国大使馆提出与中国领导人通电话的要求。次日,中国政府以便函的形式答复说:“鉴于中苏目前的关系,以电话会谈是不适宜的,如果苏联政府有话要说,请通过外交渠道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的态度非常坚决。3月29日,苏联政府又发了一个措词温和的照会,说:“……苏联主管当局允许为了砍伐干草和木材而使用这个岛……”这是一个暗示:他们不再争论苏联对该岛的主权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