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乡礼”一词，首见于北宋中叶，其雏形可追溯至周代。“乡”是周代时设立的行政区域。以齐国的都邑建制为例，王宫之内居住的是大贵族和官吏，城外和郭内的地区统称为“乡”，乡下辖州、党、族、闾、比。每年正月，各级乡官都要召集乡民“读法”（宣读政令），引导乡民尊德向善，“读法”是“乡约”的最初表现形式。

　　“乡约乡礼”代表着一种“礼下庶人”的文化趋势。从孔子以仁释礼开始，礼经过汉、魏晋、隋、唐等多个朝代，因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均遭到了贵族阶层的阻碍而未得到普及推广。宋代经济文化空前发展，科举取士打破了旧有宗法制度，许多儒生入朝为官，他们倡导隆礼作乐，移风易俗。宋徽宗时期，知枢密院事郑居中总领编订了一部国家礼典《政和五礼新仪》，其中除了皇族和王公大臣仪制以外，首次出现了庶人婚仪、冠仪和丧仪，官方开始推动礼仪文化向民间发展。

　　宋神宗时期，乡间礼仪教化便已初见端倪。熙宁七年（1074）至熙宁九年（1076），陕西蓝田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在家为父丁忧，开创并推广《吕氏乡约》，是礼仪下乡运动的肇始。吕氏兄弟（吕大防除外）先后师从张载、二程，集关学与洛学于一体，凭着深厚的学术功底，将高高在上、乡民遥不可及的礼学精神贯穿于简明易行的乡约之中，形成了独具一格的吕氏学风。《宋史》评价：“关中言礼学者推吕氏。”考虑到乡间实际情况，《吕氏乡约》制定了四个方面的行为规范：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倡导乡民互帮互助，自愿入约，并选出约正监管值守。

　　南宋时期，朱熹对《吕氏乡约》作出增损。朱熹《增损吕氏乡约》，主要是完善了“礼俗相交”一条，将吕氏“邻里乡党，如手足兄弟”的意愿落到实处。首先，尊幼辈行。年长自己二十岁以上，与父亲同行的，曰尊者；年长自己十岁以上，与兄长同行的，曰长者；与自己年龄上下不满十岁的同行，曰敌者；小自己十岁以下的，曰少者；小自己二十岁以下的，曰幼者。尊长少幼分明，在一乡如同在一家，以乡约为中心，搭建起一个超血缘的模拟家庭。其次，造请拜揖。少者、幼者要在年初、冬至、四季首月初一等日子去礼见尊者、长者，这是为了从小培养对尊长的敬重感念之情。再次，请召送迎。宴请尊长，要亲自去邀约，如来赴约，次日亲自去答谢；乡人聚会，要按年龄、亲疏、官职排序；宴饮答拜要有主宾之分；有远出远归者，要在乡外三五里处送行和迎接。最后，庆吊赠遗。同约有吉事，要去庆贺；有凶事，要去吊唁或慰问；赠物或助力，视家里情况而定；丧家不可以置办酒席招待吊丧宾客，宾客亦不可接受；路途遥远的，可以派人前去吊唁或慰问。将罚金取消，改为密规、众戒、诲谕、出约等，另外，增加了每月初一集会读约的活动。可见，朱熹增损后的乡约，更加注重同约之间相互来往，增强了解，培养感情，稳固关系。

　　朱熹《乡礼》，从《仪礼》和大小戴《礼记》中损益而来。

　　第一，士相见礼。宾客初次拜见主人，必须以挚为见面礼。挚与志同音，有明志之义。陌生人见面要有介绍人，表示不苟且求合。主人邀请宾客，一般要留客吃饭，道别时，主人应送于门外。与人共餐，要先洗手，不要做出抟饭、大口吃饭、发出声响、啃骨头、挑食、扬饭、调羹、剔牙、蘸汤汁等不雅动作。与人对话，考虑妥当再说，于上级言如何差遣下属，于同事言如何应答上级，于年长者言如何教育子弟，于少幼者言如何孝悌父兄，于众人言如何忠信处世，于下属言如何恪尽职守。主宾见面，不论男女，悉相答拜。

　　第二，投壶礼。投壶，是主人宴请宾客时，施展才技、娱乐助兴的活动，礼节随意，没有固定场所。所用的壶，嘴小颈长而肚大，里面装上小豆稳固瓶身，以免箭矢弹出来。箭矢用坚硬厚重的柘木或棘条做成，长短不定。众人分为宾党和主党进行比赛，司射、司正及前来观礼的成年人为宾党，乐师、家丁及孩童为主党，以投壶所中比分高低论胜负。投壶为一种儒雅的博弈游戏，既调养身心，又不失风度。

　　第三，乡饮酒礼。每三年正月，乡大夫以主人的身份，在乡学宴请致仕者及众位贤者、老者，以倡导尊长尚贤之风。乡大夫当天要穿朝服去门外迎接宾客，主宾答拜作揖，主人先进门，宾客随后而入。行走中，主人与宾客作揖三次，上阶时，主人与宾客谦让三次。三揖三让，以示至高的敬意和礼貌。献酒前，主人要先洗手，再洗酒器，以示洁净。献酒时，主宾之间要经过一系列拜洗、拜受、拜送、拜既的环节，以示诚敬。六十以上的人坐着，五十的人要站在身边陪侍，以示尊长。六十献三个菜，七十献四个菜，八十献五个菜，九十献六个菜，以示养老。

　　第四，乡射礼。每年春秋，州长要以主人的身份，在州学中举行乡射礼，邀请有官职在身的士人为宾，挑选德才兼备的年少弟子参加比赛。当日，主人出门迎宾，先行乡饮酒礼，以示庄重。宾许诺比赛开始。射礼之后，众人要酬酒，对主人表示感谢。乡射礼，一方面是要选拔优秀弟子作为后备，另一方面是倡导仁者之道，失败不要怨天尤人，而要反躬自省。

　　《吕氏乡约》与朱熹《损益吕氏乡约》《乡礼》建构了一套礼仪化的乡民互助互动模式，成为宋代乃至明清乡约乡礼、家训家规的范本。宋代乡约乡礼蕴含着“里仁之美”的儒者精神，将儒家仁义礼乐推向乡里民间，是宋儒践行齐家治国理念的新探索。对宋代乡约乡礼的考察，是研究宋代儒学的一个必要维度。

　　（本文系山东社科规划重点课题“宋代山东乡约乡礼研究”〔17BZXJ02〕阶段性成果。作者：李文娟，系山东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