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老山前线。


　　本报记者姜争民 
　　记得那年深秋，不满十七周岁的我还在学校上学，突然萌生出想去当兵的念头，便背着家人偷偷报了名，在全乡20多个报名体检的人里，合格的仅有4位，我便是其中之一。 
　　1985年10月22日，入伍通知书发到我家，使得家人不知所措，坚决反对我去当兵，因为我还是学生，加之当地已经有传言，应征入伍的新兵要去前线打仗，所以父母是坚决不让我去。任凭他们苦口婆心说好话、劝我均无济于事，决心已定，即便是打仗牺牲我也要去。我的执着和强硬最终还是让家里所有人屈服，在县武装部换装那天，我欣喜若狂到极点，别提有多高兴。两天后，心中装满一腔热血踏进了向往已久的绿色军营，光荣地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 
　　初到部队，一片绿的海洋，无数军人看得我眼花缭乱，因为他们统一的服装、统一的列队、统一的走路姿势、统一的……我为之激动不已。 
　　一个月的新兵队列训练结束，突然接到上级下发给每个人一份的“参战通知书”，起初，我还漫不经心地跟其他战友说，新兵刚入伍不可能参战，老兵才去打仗呢。谁知，连长说全员参战，一个不落。侥幸的心理被突如其来的通知弄得霎时沉默寡言。那时，俱乐部每晚都放映《上甘岭》《董存瑞》《地道战》《高山下的花环》《花枝俏》等革命战争题材片，看后更使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1985年12月18日，部队赴云南文山某地开启为期三个月的强化性临战训练。1986年3月底部队临战训练结束，开始陆续接防，进入阵地严守以待。我所在的连队系第二批8月接防，哨位在距敌80米左右的541阵地。我们打破全军轮战部队一口气蹲守6个月的猫耳洞艰苦生活纪录，白天不能出洞，晚上不能睡觉，由于在亚热带雨林山区作战，北方部队官兵根本不适应此气候，猫耳洞里阴暗潮湿，衣服不能穿，几乎都是裸体作战，加之蚊虫叮咬，所有官兵都患有不同程度“烂裆”病，那种痛苦和折磨，使常人无法想象和感受。 
　　我们的阵地每天还要承受越军数百发大小炮弹的袭击和轰炸，晚上更要遭遇越军特工不定期的偷袭和骚扰，不管是从精神上还是身体上，每个人在各个阵地和哨位都有一种巨大的压力，但所有指战员从来没有因恶劣的环境而叫苦叫累，也从来没有影响到战斗力。当年的口号就是：“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多么响亮的口号呀！ 
　　阵地上，我作为一名连队领导信任且有超强记忆力和一定文字功底的新兵，连队把向营指挥部报告前方战情任务的报话工作交给了我，在短短一个礼拜时间里，我就掌握了电台技能。1987年1月5日凌晨6时左右著名的“1·5”战斗打响，我部奉命攻打敌310高地，我军万炮齐发、火光映天，四处硝烟弥漫，我的电台天线三次被敌炮弹炸断，在危急时刻，我两次冒着敌炮火将电台天线架设成功，顺利地向后方通报了所有战况，战后荣立三等功一次。 
　　在猫耳洞战斗生活的6个多月时间里，我从来没有放弃文学作品的创作，经常和战友谢民合作，我们的作品也经常在部队内部报纸《猛进报》《猛攻报》《猛击报》和原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刊登，其中一篇《猫耳洞里射进一束阳光》荣获集团军好作品一等奖。获得了荣誉和奖励，我更加热爱写作，作战间隙我就写人物、写景色、写战斗故事，一发不可收。记得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投入地写文章，敌军偷袭我哨位，我断定是敌特工，二话没说直接扔下两枚手榴弹，只听得不远处传来几声惨叫……没想到，次日距哨位十几米的地方留下越军两具尸体。 
　　一年半的轮战很快结束，部队恢复了正常的教育和训练，我先后被调入团政治处宣传股和司令部担任打字员，这一干就是好几年。也曾被地方报纸记者以“老山前线立过功，部队训练做贡献”为题进行了报道。 
　　当记者也是我一生梦寐以求的事，从部队回到地方，有幸被安置在县商业系统从事政工和党务工作，还好与我的文字本行并没有离得太远，闲暇时从没停止过我的诗歌、随笔创作，《华商报》《女友》《渭南日报》等报纸杂志都刊登过我的作品。2003年我辞去县食品加工厂厂长兼党支部书记职务，毅然走上了新闻之路。在西部法制报社10多年的政法宣传工作中，曾与报社《平安交通三秦行》栏目主任肖元并肩同行，为陕西交警在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方面，作了大量纪实性报道，连续两年被省交警总队评为“宣传公安交警优秀新闻工作者”，同时还被聘任为陕西公安交警执法监督员、西安某警校法制辅导员、西咸税务局执法环境监督员等。 
　　离开部队三十多年，虽然脱去了军装，但军人的本色没有褪，战争虽离我们远去，但血与火的洗礼，造就了我不忘初心。做好新闻当好记者，一个老兵仍在自己热爱的土地上继续执着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