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化”的三个表现

——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浅议

文/  刘   琼

文学是美学。一部小说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它的思想水准和审美创造。人民文学出版社于二〇二三年五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星空与半棵树》是作家陈彦继长篇小说《主角》荣获茅盾文学奖之后新创作的第二部面目“陌生”、力有千钧的作品。在阎晶明看来：“2023 年初，陈彦的长篇新作《星空与半棵树》横空出世……这是一部声音强劲、动作夸张，描写生动、叙述奔放，悲喜兼具、主题鲜明的小说。各种元素野蛮生长，又不失内里秩序；各种声音激烈对抗，又不失作者的主心骨。”[1]丁帆表示：“这部小说是我一生当中阅读时间最长的作品……这是一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生态主义和荒诞主义四重奏的乡土感伤悲剧的交响乐！”[2]评论家们的不吝赞美，是对这部长篇小说富有成效的艺术探索的高度体认。

《星空与半棵树》是一部具有独异审美价值的长篇小说，被评价为“当代文学的重要收获”并不夸张。

电影《秋菊打官司》剧照

矛盾是生活常态，没有矛盾，就没有社会发展进步的动力，但在小说创作中，能够直面现实， 不回避矛盾，准确把握并进行有效书写矛盾，需要勇气和良知，也需要脑力和笔力。以《星空与半棵树》为例，除了描绘北斗村村民之间因为生产资料竞争、道德伦理差异而产生的根深蒂固的矛盾，还花费大量笔墨生动再现当下社会复杂多面的干群关系。书写矛盾的一体两面，既写普通老百姓对自身合法权利的坚持和维护，也写基层干部日常琐细的履责状态。无论是文本的体量和重量，还是叙事角度的多样性、揭示社会问题的深刻性、解决矛盾的哲理性，《星空和半棵树》都较《万家诉讼》和《我不是潘金莲》有更宽阔、更深程度的开掘。小说文本的体量不难突破，重量来自于后面三点，这是小说成功的关键。

    《星空与半棵树》既是对秦岭大山深处乡村生活现状的真实描绘，也是对县域以下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实况的如实再现。具体描绘农民个体上访维权的心路历程和命运变迁的同时，也用充分的笔墨书写基层社会治理的热点、痛点和难点。“星空”部分，另一个主要人物安北斗代表一类新型乡镇干部登场——其实是最重要的人物，是对新的历史时期基层干部中“脚踏大地、仰望天空” 新人形象的书写。这里面有制度体系的探讨，也有基层干部思想水平和能力素质的探讨。小说最后，也是结局部分，写到整个国家信访制度正在发生的客观变化，并由此波及人的命运的变化。 把“上访”事件以及“上访户”放在国家信访制度逐步完善的历史进程中书写，取全知视角观察社会，通过多个方面多维度呈现，努力拼全事物的各个侧面，形成相对丰富和多义的表达，这是作家的科学辩证的思想认知的体现。

至此，《星空与半棵树》让我看到“久违”了的“真”现实主义精神。

什么是“真”现实主义精神？看到大事、要事、真事，写下大事、要事和真事。至少，观察 生活的取景框不加滤镜，能够依据生活自身的真实逻辑，对生活进行辩证如实的书写，以生动表现生活的本质和真相为创作追求。因此，小说中写到生活的阴影——围绕半棵树展开的故事部分，也写到生活的阳光和理想——围绕星空展开的叙事部分。当然，我更反对一种简单判断，认为 “真”现实主义就是写阴影、批判和负面文字，认为写人如果不写其阴暗龌龊面，就不叫真实，写底层生活不写村霸路匪就不是真实。这不是“真”现实主义。这种观念和写法，恰恰是配方调料式写作，把写作量化、成分化，为写负面而写负面，为批判而批判，是类型化思维和模板化写作。“真”现实主义，以生活为镜，对生活有更高的站位和更全面整体的打量和打理，用文学形式写出人类社会的变化发展。不为写矛盾而写矛盾，而是对矛盾存在的合法性和常在性有清醒的认知。“真”现实主义，对生活有相对全面的了解和思考，揭示矛盾，也努力解决矛盾，有破有立，破立从容自然，文字既有文学的力量，又有史志的力量，从文字里能够看到当代社会和当代人，这才是“真”现实主义的书写效力。

有“真”现实主义，就有“伪”现实主义和“仿真”现实主义。“伪”现实主义用的是现实题材，现实却被扁平化、单一化、概念化，甚至被架空、虚无。这种现象在当下文学创作中大量存在，是对现实题材的浪费和不负责任。《星空与半棵树》也是在这种创作生态下凸显出陌生化和异质性效果。

 一部杰出的文学作品，有清澈的一面，也一定有不能一眼看穿的一面，具有暧昧、复杂的美。

《星空与半棵树》就是这样一部复杂的小说。阎晶明的“总攻说”和丁帆的“四重奏”，都是对其丰富开阔的思想内涵和多面多样的风格技法的提炼。它复杂、多义，意象充满阐释性和“别有用心”的意味匠心，需要细细体味，方能昧得三味。

小说的标题“星空与半棵树”是神来之笔。星空与半棵树，再加上开场出现的猫头鹰，是小说中最意味深长的三个意象。意象特征鲜明，颜色、形态、表情，仿佛就在眼前，却又不能简单化地去理解。

其一，被守护和被砍伐的半棵树。

这个“半棵树”意象，既实指，也虚指。半棵树，是这部长篇小说中所有矛盾引发的基础火石，也是作家为小说的主要人物温如风配设的行为动力装置。

这是棵百年古树，作为北斗村的庙树，长期寄托着聚居村民的良好祈愿。在中国传统农耕生活环境中，村头古树是定居和扎根的标志，极具精神象征意味。古树的存在，也意味着被尊重的秩序。北斗村原先林木繁茂，但在孙铁锤等人的鼓捣下，被悉数卖到城里。光秃秃的村里只剩下一棵庙树。这棵位于孙温两家之间、被孙温两家共同拥有的古树，最终也被孙铁锤设计偷偷伐卖。 这个举动，既是对温家权益的损害，更意味着村庄的根被拔掉了。一贯温和驯良的农民温如风得知孙铁锤偷卖古树的真相后，先后告到派出所、镇政府、县政府，最终走上了进京上访路。温如风和孙铁锤这两个秦岭乡村的男人，在此分别代表了乡村的两股力量——“维护”和“破坏”。

半棵树的故事发生在中国当下乡村，环境描写真实，叙事细致动人，说理意味深长。由半棵树的主权引发的事件起因“小”，经济价值也不大，矛盾却激化到无法调和，打破了乡镇基层“宁静”的政治生活，最终彻底地改变了温如风、孙铁锤等人的下半场人生走向。如此着笔结构，轻、巧、小、妙，结义却复杂、深重，揭示了中国当代乡村正在变换和转型的政治生态和伦理生态。

故事发生的背景至少应该是在十几年前，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还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和深入。 北斗村是秦岭深山老林里一个普通的小山村。像所有汉文化占据主要传统脉络的乡土社会一样， 北斗村人生活在一个相对开放的世界，既能同步接受来自外部社会的各种信息，又生活在各种势力延续的传统中。“村霸”孙家父子欺男霸女、为非作歹，父亲已死，不务正业、作风流氓的儿子孙铁锤是整村树包括庙树被砍伐的罪魁祸首。与孙铁锤人设和处境相对的是另半棵树的主人温如风。

父亲去世后，温母被隔壁孙铁锤的父亲长期强行霸占，温如风从小到大备受侮辱和耻笑，为了生存，养成了温顺的性格以及勤劳、质朴的习惯。温如风是乡村里的本分能人，手巧，脑子活， 通过经营磨坊等小本生意，家庭经济条件逐渐好转。温如风的“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经历，随着外部环境变化而淡化，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平衡感”。但这一切很脆弱，在孙铁锤一系列公开羞辱行为面前，特别是因为“半棵树”，温如风的人格和尊严在成年后再一次受到严重打击。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良善、温和的老实人被激怒了，温如风失去平静，拿起了维权的武器——上访。这也说明，成年温如风已经不是少年的温如风，由增长的经济地位带来的人格自信是明显的。

老好人温如风要讨说法，与其说是因为半棵树被偷卖，不如说是内心深处长期积压的愤怒的爆发。乡村是熟人社会。村落通常由若干个家族长期聚居而成。邻里关系的复杂性，特别是女性在传统落后乡村生活中受到的侮辱，在众多乡土题材写作中均有精彩表现，如《白鹿原》《带灯》等。《星空与半棵树》中，母亲被村霸霸占，在儿子的内心种下的是苦难和耻感。这种耻感与半棵树被盗卖的耻辱合并，成为矛盾引爆的火信。温如风的反抗既针对村霸孙铁锤，也针对严重不作为的派出所所长、镇长、县长。温如风的反抗源于愤怒，终于对人格尊严的维护，讨要尊严的诉求大于对金钱的诉求。温如风这一形象，让我想起了《秋菊打官司》里的农妇秋菊。这是尊严意识强烈觉醒的农民新形象。

电视剧《白鹿原》剧照

温如风的形象在当下乡村具有一定代表性，他们粗通文墨，知法、守法，甚至也懂得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这类人是城乡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陈彦的笔下，这类形象并不罕见。秦腔剧本《西京故事》里的原乡村民办教师、后进城开打饼店的罗天福，包括小说《装台》里的刁顺子，都属于这类形象或这类人。这类人的突出特点是对传统德性的坚持，价值观稳定、保守，行为底线意识强。小说《星空与半棵树》里，温如风的愤怒和反抗不是空穴来风。温如风倔强、隐忍，他的生活状态以及道德水准也体现了中国大多数“食有粮、居有所”的农民的生活状态和道德水准。

出于内心尊严的强烈吁求，温如风放下手中养家糊口的活计，像秋菊一样，一心一意地要讨个说法。他先是把派出所所长告到乡政府，后把镇长告到县政府，后又到首都北京上访。原本热爱安稳生活的温如风执拗地走上访路，既体现了作家对现实生活的关切，也体现了作家对中国新时期农民的深刻了解和深切理解。

温如风这种执拗怎么理解？小说是生活信息的集合，小说中所有的人物形貌和行动，既来自作家对时代变化中的乡村生活的认知，也是作家的主动赋能。信息的指向都是创作主体的选择。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作家塑造温如风这样一个乡土社会中具有柔韧的反抗性的人物，用意何在？仅仅就是写一个被侮辱的小人物的抗争？半棵树的纠纷，意味着被损害的权益和被轻贱的尊严，半棵树引出了漫漫上访路。小说对于半棵树的主权的书写，这是典型的尖锐探头做法，由小及大、及深，深度剖析基层百姓的情感形态和价值结构。作为一个具有深厚社会关切和良知的作家，选择典型案例，进行对社会焦点问题和社会治理路径的探讨，应该是小说写作背后的深度追求。

时代变迁，乡村生产和生活形态和面貌正在发生急剧变化。文学创作敏感的笔触能不能探入、触碰到乡土生产生活的本质？什么样的文学作品能成为乡土志？比较起《西京故事》《装台》《主角》《喜剧》，单纯从题材的层面，这部小说也是作为作家的陈彦对于乡土题材书写的明显转向。不是所有的作家都有勇气打破自己的创作舒适区。陈彦出身于陕西商洛的镇安，在此前的诗歌、 散文、戏剧里，镇安以及秦岭曾以不同侧面出现。《星空与半棵树》显然集中了作家青少年时期的全部乡土生活经验，正面书写秦岭乡村的人、事、物、理。其间，清晰的时间、明确的空间、亲切的人物、动人的细节、传奇的故事、强烈的情感、有机的逻辑等等，成为文化气氛浓郁和生活气息独特的乡土生活大厦必不可少的构件。不仅如此，小说最令人难忘的恰恰是经常出现在两个主人公温如风和安北斗之间关于“意义”的对话。这个意义，既有对星空观察的质疑，也有对半棵树维权的质疑。这种对话貌似不可能发生，却是真实存在的。它在本质上与莎士比亚那句著名的“To be or not”是一致的。

其二，被仰望和被无视的星空。

在小说《星空与半棵树》中，星空是乡村计生专干安北斗的精神装置。举头望，星空是客观存在。仰望星空，星空是理想和希望。经常性、日常性扛着天文望远镜，登上广场望星空，是安北斗的个别行为。背着高倍天文望远镜的安北斗出现在秦岭深山里的北斗村，看似荒诞不经，却又真实可信，写出了生活的多样性以及对多样性精神的追求。作家在小说中设置安北斗这样一个具有理想主义色彩或者是小布尔乔亚思想的人物，寄寓了理想和浪漫主义色彩，也是对于理想和健康人格的一种期待。

有光的星空代表着希望，以及超拔出现实泥浆的世界。代表“星空”的乡镇计划生育专干安北斗的登场，对这个之前从未出现过的基层干部形象的着墨塑造，是这部长篇小说独创。在坚实、 广袤、纷杂的乡村大地上，乡村生活以及乡镇基层干部的出路也即光在哪里？路径多种。小说对于乡镇干部的总体书写是体恤的、宽谅的和正向的，这其间，安北斗的存在既真实，也具有一定程度的理想色彩。在作家的笔下，安北斗属于大材小用，但他不怀才不遇或怨天尤人，他对现实的“退让”似乎也不是阿Q或孔乙己式的避重就轻的退让，他对于生活意义的理解更独特，对于生命价值的追求似乎更高级。小说里，这种“退”，最后也成就了“进”。当然，这也是作家的理想主义气质的加持。

安北斗是温如风的中学同学，被大学同学、镇长南归雁点将，要求追踪温如风、全力劝访。 如果把《星空与半棵树》比作一部情景戏剧，温如风和安北斗不分伯仲，是男一和男二，是须生和小生。孙铁锤则是矛盾的杠杆部分，是丑角、反派。这部戏真正好看的部分，不是在与反派的缠斗之中，而是在男一和男二之间产生的从物理到化学的反应。从乡镇到县城到北京，温如风丢开自己的磨房生意，一心一意开始了漫长的“上访”生活。温如风与安北斗之间，一个躲一个找，一个跑一个追，最后变成一起走一起回，变化是结果，过程蕴含着巨大的戏剧张力，由此牵引出乡村生活里的政治、经济、伦理。在躲和找、跑和追中，安北斗由最初的劝访到最后的陪访，是安北斗这个志在仰望天空却又不得不面对琐屑生活的小公务员的情绪观念变迁的折射。与温如风的稳定性和一致性相比，对安北斗的行为和心理叙事，其实极考验作家的写作功力。《星空与半棵树》完成得很好，故事和人都找到了对象性叙事。

其三，猫头鹰的自喻和冷眼。

〔幕启。

〔风高月黑天，雪雨飘洒夜。村头不时传来狗吠声（这是编剧最爱用的舞台提示）。

〔秦岭南麓一个叫北斗村的田野中，一棵老树下人影窜动，有微弱的手电光忽明忽暗。 

〔枝头不安地站立着一只金色猫头鹰。

《星空与半棵树》是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气质久违了的一次美好“联姻”。我这么描述，应该是不会有反对意见的。这是由文本入手，对小说的美学呈现所作出的判断。一个开阔且富有创造性的小说创作，一定不会局限于一种或者两种文学创作所习见的方式技法，一定是本着“为我所用”“为所欲为”的观念， 从小说塑造人物、讲述故事等创作需要出发，多法兼用、多元表现，以“冒犯”“打破”为追求，在叙事对象化的支持下开拓探索。特别是学养丰厚、创作经验丰富的作家，技法一定不是规则——如果是规则则毫无创作之乐趣，技法是使小说美学实践升空燃烧的助推力。

陈彦《主角》作家出版社2022年版

还是以《星空与半棵树》为例。我们之所以不能直接就给出这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还是现代派的判断，就在于小说成为游刃有余的技法实验空间。陈彦的成名作《装台》也好，获茅奖作品《主角》也好，貌似喜剧风格的《喜剧》也好，都还是比较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风格。《星空与半棵树》大概是作家十年来在技法形式上写得最放松的一部长篇小说。虽然作家自己一再阐明 “我喜欢这次伴随了我好多年的星空纵深之旅，更喜欢那半棵一直紧紧牵绊着我的乡间田埂上的树”，虽然我也一直认为具有现实主义创作精神才是这部小说获得广泛体认的关键。现实是连接这部小说与读者受众认知的重要桥梁，但是，这确实是一部洋溢着现代性的长篇小说。

除了表现主义的戏剧形式，小说的现代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具有与新的时代相适应和相匹配的知识和意识，量子纠缠、天文历法等大量新科技新人文在小说里的频繁出现，是对新的时代和时间感的体认。二是在现实烟火的描述中表现与客观环境反差巨大的另类景观，以“半棵树”和“星空”的搭配为证，书写不同层次和群体的生活状态，描述人类的孤独感和差异感。三是探讨不同个体和群体之间的理解和互助路径，书写对弱者和普通人的命运的深切悲悯，具有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文主义情怀。

“归根结底，小说还是写人的艺术。由一个或几个人到一群人的命运， 再自然地牵连出现实的、时代的、历史的命运。”这是陈彦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的观点。原来，作家最注重的还是“人”。 由此可见，小说写出来之后，评论家怎么热闹地谈论其“技术”，都是评论界自个儿看重的事。评论者“怎么看”，可能与作家“怎么写”常常不完全同频。这是由“符号”导致的差异。文字不同于图像，具有多义性甚至歧义性。越是信息丰富的文本，越容易陷入各种迥然不同的阐释之中。这是极为正常的。这恰是小说这种文体无法被替代的神奇魅力。